wto争议解决中的当事方合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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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TO争议解决中的当事方合作义务）第3.1（a）和第3.2条不符，但拒绝了巴西提出的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以下简称EDC）向加拿大地区飞机产业提供援助构成出口补贴的要求。此后，加拿大和巴西分别提出上诉。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定。1999年8月20日，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上诉机构报告和专家组报告。　　在加拿大飞机补贴案中，当事方的争议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第一，成员方的合作义务的内涵。其中最主要的是合作义务是否以初步案件（primafaciecase）的确立为条件？第二，不利推定问题。包括专家组作出不利推定的权力及其来源？不利推定的性质？作出不利推定是否以初步案件的确立为条件？第三，商

2、业秘密信息（businessconfidentialinformation）的保护问题。它涉及如何平衡查明事实与保护商业秘密信息之间的关系。　　二、证据披露方面的合作义务的内涵　　（一）当事方的立场　　巴西认为，依据DSU第3.10条关于成员方善意义务的规定①，被诉方负有提供信息的强制性义务，第13.1条赋予专家组寻求信息的权力并规定了.收集整理再向当事人要求额外的证据或信息。没有任何法律与实践的依据支持专家组成为调查委员会（missionofinquiry）之类的机构。DSU的规定，GATT或dash;同样地，我们认为第13条第1款第3句中的should一词是在规范意义上，而

3、非在劝导意义上被使用。　　上诉机构认为，即使当事方无法律上向专家组提供信息的强制义务，那些阻碍专家组获取信息的行为也是违反了DSU第3.10条规定的善意解决争端的成员方义务，且阻碍了包含DSU在内的规则规定的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成员方基本权利。　　WTO上诉机构将第13.1条与第3.10条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最终认定：加拿大有向专家组提交相关信息的义务，并且提出我们认为当事方依据第13.1条应专家组要求提供信息的义务应当是成员方依据第3.10条所承担的广泛义务的一种特殊表达。　　（三）评析　　1.合作的强制性。当事方在证据披露方面的合作义务是WTO争议解决善意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W

4、TO专家组程序的公平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如果成员方可以拒绝提供所要求的信息，那么专家组寻求信息的权力将无法充分实现，依据DSU第11条客观评价事实的能力也将受到严重损害。而其他国际性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构）比如ICSID的规则与实践也表明当事方合作义务的必要，派内森教授对此评价道：在加拿大飞机补贴案中，上诉机构已受到国际法其他领域司法机构所确认的合作义务的影响。ICSID作为解决政府与国外投资者之间争端解决的专门机构，在该中心规约第23条的和解程序中特别规定了提供信息的义务[2]291。　　在该案中，上诉机构针对加拿大拒绝向专家组提供相关信息的做法予以否定，它澄清并强调了当事方合

5、作义务，包括违反义务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合作义务与举证责任。对于当事方而言，它有义务履行其举证责任。但在国际争议解决中，当证据在对方控制之下时，为查明事实，应当附加该方披露证据的合作义务，否则无法查明事实并实现公平。合作义务并非免除当事方的举证责任，而是在符合特定的条件时，允许当事方通过指出并证明它所须证据在对方控制之下自己无法获取，即视为进行了相应的举证。在证据披露方面的合作义务是举证责任的必要补充，它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普通法国家的国内程序中得以确立。不过，不同的是，dash;美国求偿庭（Iran.USClaimsTribunal）和联合国赔偿委员会（UNpensa

6、tionmission）的学者Kakazi认为，国际裁判中一般以申诉方确立了初步案件作为合作义务开始的前提[1]140.149。该观点也在本案中被加拿大所引用。不过，上诉机构的立场清楚地表明，被诉方提供信息的合作义务并不以申诉方确立了初步案件为条件。将初步案件的确立作为合作义务开始的前提的做法来自普通法文化。在普通法国家的诉讼程序中，原告必须尽到通过法官责任（dutyofgoingfordash;美国求偿法庭也认为其权力包括作出不利推定，尽管程序规则中没有明确涉及这一权力[3]。　　2.不利推定的性质。在当事人不合作时，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缺乏如法院那样的强制性权力，而不利推定

7、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有学者主张，在本案中运用善意原则的价值之一是它引入了一种惩罚措施，即不利推定[2]292。不过，上诉机构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不利推定不应被不适当地认为是惩罚性的推定。它仅仅是一种推定，即在某种环境之下由专家组根据它所掌握的事实作出的符合逻辑的或合理的推定。因此，不利推定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引导合作的功能而不是推定本身，至少其主要功能不是惩罚或惩戒[4]。3.进行不利推定的条件。关于什么情况下进行不利推定，专家组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本案中，上诉机构澄清了在dash;飞机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