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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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路向与选择内容提要：村庄公共权威是存在于村庄社区内，对村庄秩序的建构和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产生特定影响的权威类型。文章在对农村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中国现代化作为大背景，采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沿着历史性与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轨迹。本文认为，前税费改革时期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传统型权威主导时期、现代行政型权威兴起及扩张时期和行政型权威固化时期这样三个阶段。后税费时代的村庄公共权威将朝着去政治化和去行政化的方向发展。重构村庄公共权威，需要切实推进村民自治建设，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加大对乡村的财力支持。.L.编辑。关键词：

2、后税费时代村庄公共权威经纪模式契约关联路向关于权威(authority)的涵义，各个学科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1]。本文采用广义上的理解，即权威是指主体（人物、组织、特殊符号和特定社会关系等等）从客体中获得服从或信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以掌握权力为前提条件。无权力者也可能具有某种权威。在本文的分析中，村庄公共权威被界定为存在于村庄社区内，对村庄秩序的建构和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产生特定影响的权威类型。从产生的方式看，它可以分为由村庄内部力量形成的内生型权威和由外部力量强加于村庄的规定性权威[2]。从产生的先后顺序看，可区别为传统型权威和现代型权威。从依附的载体看，它又包括宗族权威（族权）、绅

3、士权威（绅权）、行政权威（政权）和契约型权威等不同类型。税费改革不仅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和农业财政的终结，而且对村庄公共权威、乡村治理模式乃至整个农村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农村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中国现代化作为大背景，采用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沿着历时性（diachronic）与共时性(synchronic)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轨迹。文章将重点关注税费改革对村庄公共权威的影响及后税费时代村庄公共权威的路向与重塑问题。一、前税费改革时期村庄公共权威的嬗变与演进税费改革以前，村庄公共权威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传统型权威主导时期、现代行政型权威兴起及扩张时

4、期和行政型权威固化时期这样三个阶段。支配村庄公共权威变迁的内在逻辑是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互动关系的变化。首先，传统型权威主导时期。20世纪以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体现为宗族权威、绅士权威、宗教权威同皇权的较量与整合。宗族是由具有共同的祖先、由男系嫡传而繁衍下来的血缘组织。宗族权威不仅通过族规、舆论、教化和处罚等方式管理本族内部事务，而且积极干预村庄公共事务，维护本族利益。绅士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财富、功名、学识或特殊技能而形成的对乡村社区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独特社会群体[3]。绅士群体主要包括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僚、德行较高的地主和饱学之士等等。绅士们往往凭借自己在乡村社区中

5、的威望，干预村庄公共事务（如调解纠纷、组织村民合作、保护村庄利益等），成为地方权威的重要代表。宗教权威是人们基于对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权威类型。在一些宗教组织严密、宗教势力发达的乡村，宗教权威对村庄生活、村庄公共事务的渗透、控制尤其深入。如杜赞奇研究的华北乡村农民对“关帝”的崇拜，就深刻地反映了宗教权威对乡村社区事务的影响[4]。此外，皇权也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扮演中重要角色。在传统乡村社会，国家正式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但是，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皇权仍然通过征收赋税、设立非官治管理机构（如保甲制）等途径影响乡村公共事务。关于皇权同族权、神权和绅权的关系，于建嵘和胡庆均等学者曾

6、有过较详细地论述[5]。但他们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或选取某一侧面对这几种权威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探讨。我们认为，这四种权威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表现为族权、神权和绅权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的消解及皇权对族权、神权和绅权利用与制约。族权、神权和绅权是地方社区权威的代表。在村庄社区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充当村庄社区利益的保护人，以维持他们在社区中的威望（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权威也可能与当权者合谋，共同渔利百姓）。而传统国家为了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常常充分发挥族权、神权和绅权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但为避免地方权威力量过于强大，国家有时也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制约和打击。在

7、族权、神权和绅权同皇权的博弈过程中，整体上表现为双方力量的均衡。在某些情况下，也映射出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就在这四种权威力量的博弈中得以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那些片面地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概括为“宗族社会”、“乡绅社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离开了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权威结构的整体考察，就无法得出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恰当结论。其次，现代行政权威兴起及扩张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