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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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本文综合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扶贫办资助课题“支持中国未来十年（2011-2020）国家扶贫和追求公平增长的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课题编号07&ZD048）及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课题[课题批准号：2009JYJR023]等项目的研究内容。以上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文讨论，在此一并感谢。原文作为中国改革论坛的会议论文收录在《“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与挑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杨帅石嫣董筱丹温铁军作

2、者杨帅、石嫣、董筱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和博士后；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一、资源存量低：后税费时代“草根”阶层难以获得发展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推行，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此时，由于人力和自然资源存量比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草尖”群体——长达20年地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趋向于城镇化，使得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都已呈现出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向。根据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4.34亿人，

3、其中女性为2.25亿，占51.84%，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6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维持者，目前80.6%的留守老人仍从事农业生产。中西部50岁以上的经营者从1996年的17%-18%上升到现在的32%-33%，在劳动力外流比较多的省份，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46%。一些局部的实地调查显示农村5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留守人口的60%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营主体的妇女化和老龄化。与此同时，很多儿童也是农村家庭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

4、值已遭受了“多阶剥夺”而残值偏低的回到乡村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相对于标准化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很难满足其获利需求，因此必然遭遇难以被资本化而获得发展的困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问题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一般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但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的压力下，以及在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必然导致政府负债增加的压力下，几乎都势所必然地、内在地具有“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导向。在整个国家层面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资本不再属于稀缺要素，国家债务压力下降也已经成为客观具备的外部

5、条件，中央政府有用看得见的手调控资源回流农村的善意；但对大多数尚未完成原始积累的地方政府而言，却碍难有条件真正贯彻“亲贫弱(pro-poor)”政策。因此，对当前留在农村内的老人妇女等人力资源存量偏低的“草根”阶层，既不符合外部资本获益需求，也不符合奉行单一GDP增长的地方政府的发展需求，使得其在当前的状况下很难获得发展的条件。loanapprovalandpostcreditapprovalofficer/atalllevelsinaccordancewithcreditapprovalrules,licensingandevent

6、ualexerciseofcreditdecisionpowerofpersonsorinstitutions.Reviewfindingsandreviewcomments,accordingtotheBank'scredit二、交易费用高：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更进一步的看，这些留在农村的草根阶层，还面临着小农经济在现代市场环境中与生俱来的问题，即：分散兼业的小农碍难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外部主体与分散小农建立契约关系的交易费用畸高，且难以有效维护。农业产业化战略贯彻之中大约80%的合同出现违约现象，就是

7、其直接体现。其实，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部主体要进入乡土社会，都面临着交易费用过高的约束。这种约束也极大影响了中央各种带有政府善意的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无论是政府资源还是产业资本进入乡村，都需要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表乡村社会与其对接。通常，这一角色由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或经济精英担任。由于在税费时代，能够适应基层政府从农村提取剩余需求的精英普遍取代了传统权威，乡村的良性治理生态受到破坏，社区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到后税费时代中央政府开始反哺农村时，乡村内部就普遍产生大农户和精英占有大部分收益的“精英俘获”机制

8、。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农村全面推进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政治正确”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保障政府的可治理性，都只有促使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通过对等谈判形成合理契约的基本条件，依据这样合理契约关系建立的社会信用才是可维护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