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乡镇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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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税费时代乡镇赶考　　谁也没有理由把乡镇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农业税收的存在，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是农村问题的一个诱因。当我们试图从体制上寻找根源时，更应从机制上着眼现实，寻求突破。所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这一老话题更富有时代新意。　　按照常规，每年麦收以后乡镇干部们都将迎战每年最难最苦的中心工作———征收农业税。但今年的情况却不同于往年。XX年7月，笔者在陕西省延安、西安、安康等市调查时看到：已取消农业税地区的乡镇正忙于角色换位，还执行着税征政策的乡镇正忙于征税的准备。　　农税取消政策执行的迟早形成了乡镇行为的差别，但不约而同的是，很多乡镇都

2、在思索同样一个问题：5年之后，乡镇该何去何从？不同的是，西安、延安等地不再收税的乡镇已开始艰难探路，而更多乡镇如同进入考场之前一样有些紧张。功能异变，乡镇扮演“收费站”终于甩掉了收税的愁帽子，乡镇应该轻松许多吧？　　不尽如此。陕南山区的一位乡长告诉笔者：“不再收税，仍为钱愁，工作是轻松了，心情却沉重了。作为乡镇干部，我们最头疼的是收税，又不得不下狠心去收税，因为收不到钱大家工资没着落，而收到钱也只能吃个半饱。”他无奈地说：“乡镇财政一直是上靠补贴、下靠收税，什幺税率高就发展什幺。5年之后，一旦全部取消了农业税，我不知道乡镇会变成啥样？

3、到时候闲人怎幺打发？干部工资拿什幺保证？”在调查中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乡镇干部这种疑虑的心态。　　长期以来，农村税收主要由乡镇干部来完成，乡官几乎变成专职税官，收税成为乡干部从年头到年尾的主要业务。这个尴尬的现实，曾令很多乡镇深受其苦，使他们始终处在收税和缺钱的漩涡中。　　缺钱，迫使乡镇不放过任何创收的机会。汉中市城固县的乡镇长们普遍反映：为钱所困，是他们难以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主要原因。无论税改之前还是税改之后，钱，始终是乡镇最为头疼的事。税费改革前，各村三提五统资金实行村筹乡管，这部分钱成为乡镇手中的一点“活钱”，尚可以用于一些不

4、可预计的开支。税改后，乡镇手中无一分钱可以支配，就只有想些其它主意。　　他们所说的主意，一是变相利用土地、城建、计生等涉农收费部门从农民手里收一些；二是巧借名目从上级“争取”一些；三是不惜高额回扣从外地买税。据某县XX年7月组织的一次财务大检查，全区92%的乡镇或利用职权搭车收费、克扣农民退耕还林粮钱，或巧借名目骗收项目资金，甚至挪用村级交由乡镇代管的集体积累。其中一个镇竟然以40余万元的高额回扣买到120万元地税充了财政收入的欠账。这次检查的结果是，全县一年里有600多万元违规资金被乡镇无情的消耗了。　　即使如此，乡镇财政仍然处于饥

5、饿状态，乡镇干部集体工资难以保证，从信用社贷款或借高息贷款成为谋求收支平衡的一种手段，乡镇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　　对钱的过度依赖，导致乡镇成为乡村“收费站”，而其服务功能正在异化，工作方法正在简化。　　大多数乡镇对干部能力的评价，主要以能不能收来农业税，能不能完成创收任务为标准，甚至实行任务包干，与工资和晋升评优挂钩，于是创造出从年头到年尾，大兵团作战和小分队作战等种种办法。而且，这种带着明显强收硬逼的办法成为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除“收粮要款”之外，习惯大兵团作战的还有“刮宫引产”。　　情势所致，乡镇干部对收税轻车熟路，但对于处理农村

6、纠纷、经济发展等事情时常显得束手无策，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更喜欢使用着强推硬逼的办法，干群关系由此而紧张起来，群众将乡镇干部称作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足见他们对乡镇干部的厌恶。　　利字当头，使乡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农村建设的热情。在一些县市调查时发现，许多乡镇对农民的需求其实很了解，也很同情，但因为忙于创收，乡镇的工作安排已坚定不移地锁定在财源建设、集镇开发、计划生育等可以创收的目标上，他们很难有所作为，也没钱为农民办事。　　转身的难题和不同的答卷　　以税收为主业，导致了乡镇功能异化；传统的工作方式，又导致乡镇干部难有

7、所长。随着税改和计生法的实施，催粮要款将走向终结，刮宫引产将交由执法部门，习惯于传统的以“两大主业”为己任的乡镇干部已手足无措。　　西安市周至县的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他正处于两种危机之中：一个是税改后乡镇机构会不会压缩，自己怎幺办？一个是多年养成的工作方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转变的。而且过去对收税是拿手好戏，荒废了其它能力的锻炼，现在好象什幺都不会了。　　处于矛盾和困惑的乡镇官员们，他们正经受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农村建设由谁来办？原先的欠账由谁来还？陈欠税款还收不收？税改以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农民对于道路、水利、医疗等农村事业的资金

8、需要，一下子失去稳妥来路，税改后规定农村事业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但实际操作十分困难。安康市一位村办小学校长指着破烂的教室诉苦说：学校的危房需要改造，按设计需要45万元，按照“一事一议”的办法和人均每年集资不超过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