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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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百年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中国师范教育肇始于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定群学之基的师范教育，它不是中国传统教育按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产物，相反，它是随着西方现代教育的植入而逐渐萌芽、发展起来的。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社会文化诸如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相互间的冲突与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中西方课程改革理论发展表明，对课程改革实践性质的理解需要从技术的理解转向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从课程改革实践的社会文化性来揭示课程改革的动因

2、和发展的方式[1]。因此，从文化角度去剖析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有助于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历史，对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也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中体西用思想与清末师范教育课程改革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思想是人们对待中西文化时遵循的指导思想。早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初步勾勒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基本框架。而后，为了引进西学，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对这一思想继续进行了探讨、阐述和发展，逐渐使得中体西用思想被纳入哲学范畴，并指导人们从哲学高度来认识中西文化。

3、至1898年5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论证，遂使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性明朗化而最终确立下来。本文由.L.收集整理　　中体西用思想的核心，是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学和代表西洋文化的西学在价值和功用上加以区分。例如，中学是体，西学为用；中学是本，西学为末；中学是道，西学为器；中学是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用来治身心，西学用来应世事，等等。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略有高下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道，而西学只是末、用、器，但同时又强调这二者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在这种二元思维模式里，中学所指向的伦理价值和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被统一为一

4、个整体，因此，中体西用思想被认为是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理性的混合物[2]。　　遵循中体西用思想，清末师范教育课程进行了如下改革：　　一是在课程宗旨上突出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3]。具体反映到师范教育上，《奏定学堂章程》强调：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尊君亲亲，人伦之首，立国之纲，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4]（p16），等等。　　二是课程内容强调以

5、忠君、尊孔为核心来组织，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课程在师范教育课程中所占比重较大。《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师范学堂的课程科目、课时分配和教学要求等。初级师范学堂课程共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习字、图画、体操等12门。然而，修身、读经讲经课时占12门课程总课时量近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其他课程。优级师范学堂公共科设有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日语）、英语、辩学、算学、体操共8门。其中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成为分类科课程必修科。此外，实业教员讲习所、女子师范学堂也强调人伦道德、修身等课程的学习，反映出中

6、体西用思想对课程内容的制约作用。　　三是设置了一系列的西学课程，内容从技艺之学扩展到西文、西政直至学校教育制度。正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西文、西艺、西政的知识逐渐被引入课程体系中，并取得了合法的外衣。特别是从西用的角度，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的课程，要求学生利用师范学堂附设的中小学堂及教育博物馆练习实地授业之法，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特性，奠定了师范教育课程发展的基础。可以说，西学课程的引入，不仅仅只是意味着师范教育课程内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使师范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提高了教育的实用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包括课程设置结构）的改变。　　二、从民主共和到三

7、民主义：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改革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翻开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使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随之发生变革，昔日不可一世、神圣至尊的专制暴君遭到众人的唾弃和诅咒；而先前被斥为异端、洪水猛兽的民主、共和却变成了迷人的标签、炫耀的称号[5]（p28）。社会各界人士竞相以民主、共和标榜自己或社团组织，各类报刊杂志也争相刊载民主、共和言论的文章。在这种形势下，民初的民主共和思想浪潮不断高涨，民主的口号响彻九州方圆，共和旗帜遍扬大江南北，整个社会沉浸和笼罩在民主、共和的浓厚氛围之中，一派繁荣景观[5]（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