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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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摘要：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五四时期成立各种专门学会一时蔚为风潮，史学会的建设亦不甘人后。南高史地学派在筹建史学会方面的努力，可谓独领风骚。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投身于中国史学会的建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关键词：民国时期；南高史地学派；中国史学会一南高史地学派因《史地学报》而得名。《史地学报》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研究会则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史地研究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1日的地学研究会。此

2、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会中，因为学校只有国文专科，而没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会中惟独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国文科改为文史地部，学生们就有了增设地学会的创意，此意得到了柳诒徵和地理教授童季通的大力支持，从而有了地学会之成立，共有会员67人，以龚励之为总干事。成立后，柳诒徵曾在该会做“人生地理学”等讲演。1920年1月19日，地学会换届选举，诸葛麒任总干事，会员发展为73人。5月13日开会，“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会讨论，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通过简章。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

3、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成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会员始终维持在近百人之间，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徐则陵、陈衡哲、顾泰来、萧纯锦、曾膺联、杜景辉等担任指导员。南高师校内的各种研究会每年都出版会刊，如哲学研究会每年出会刊2册，体育研究会每年出会刊一册，所以史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就开始着手筹备会刊。史地研究会第二届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事会刊的筹备和地质考察，但会刊并未诞生，

4、倒是地质考察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先后去雨花台、栖霞山、燕子矶、龙潭等地旅行考察。在胡焕庸任总干事期内，筹备刊物成了头等大事；“本会以中国史地界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会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届始决定”；为了慎重起见，史地研究会开了3次编辑会议，并征求指导员意见，在此基础上议决了会刊——《史地学报》的各种问题。由于准备充分，南高师出版委员会认定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为南高师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校方的承认，对史地研究会会员来说实为极大之鼓励。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一期集稿完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因印

5、刷业务繁冗，至该年11月方始出版。如此，《史地学报》真正面世是在史地研究会第四届时期。从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了4卷21期，初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年三卷八期出版后，四卷一期至1926年10月方始出版，但成绝响。《史地学报》所设栏目（门类）有卷首插图、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时事纪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记）、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传记、谭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书籍、杂志、论文）、会务（纪录、会员录、职员录）、通讯、史传、地志

6、、论文摘述、表解等，但并非每期杂志均包含上述门类，而是视来稿情形而定。除了《史地学报》以外，史地学派同人还先后办有《史学与地学》、《地理学杂志》（《方志月刊》）、《史学杂志》、《国风》、《史地杂志》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向达等人发表了大量有关史地学方面的文章，于史地之学多所措意。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偏颇，将史地之学视为实学；主张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共同进行史地研究；他们对中小学校的史地教学甚不当意，主张改善中小学校史地学的教学方法和教材，以图普及史地学。南高（东南大学）顿时成为

7、南方的学术重镇，南高史地学派也隐为当时可与北大新文化派相抗衡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即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其为创建中国史学会所作之努力[1]。二傅斯年在1928年说，“历史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2]，从而有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机构，他团结了当时学界的一时翘楚，

8、培养了大批后来独步中国学界的年轻后劲，努力将东方学正统争回中国，是团体研究的成功典范。事实上，在傅斯年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