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北宋庆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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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与北宋庆历改革11世纪中叶，中国易学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句训诂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改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大力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所渭“经以明道，文以通理”①。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恰恰发生在庆历前后，《周易》也就自然地同庆历新政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周易》以改革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为物质武器，而改革派则以《周易》作为针砭时弊、变法革新的精神武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相辉映对宋代的易学以及后来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

2、响。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易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周易》就是一部讲变化、发展的书。庆历改革派们是把握住了易经的这一基本精神的，并且经过他们的解释和发挥，更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1世纪中期的赵宋王朝，离太祖赵匡胤立国已有七、八十年，统治者政治不修，吏治腐败，他们耽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骄奢注侈，守内虚外。一方面，对外用重金换来对辽、夏的休战局面，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大行封禅，大兴土木，增设官吏和扩充军队，滥施恩荫，仁宗庆历和皇佑中，内外官员增至2万多人，军队从开国初的37万猛增到125万。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

3、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藉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丁财矣”。内外的大量耗费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朱熹说“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②。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之频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范仲淹尖锐地指出；“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穷困，将思为盗；复使不才之吏临之，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乱所由生③。面对这种困境，他认为，不改革，不革其弊，”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振兴和拯救，这是“国之深忧”，“不可不更张以救

4、之”④。怎洋革除弊政?韩琦提出先行“七事”，即一清政本、二念边事⑤、三擢材贤、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心、七营洛邑田，范仲淹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些可以看做是改革派的政治纲领，特别是范仲淹的“十事”，实际上是庆历革新的总政纲，而这个总政纲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周易》关于变易的思想。范仲淹认为，《周易》的“大旨”就在“变易”二字，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⑥。他还说：“天下之理有所穷，则思变通

5、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⑦，直接由《周易》的变易理论引伸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决定了的，但是，《周易》确实给改革派增添了理论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胆魄。范仲淹喜渎《周易》和《春秋》，他谈改革的文章和奏疏，几乎都要引易以为据，始终把《周易》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他的《易义》、《穷神知化赋》、《干为金赋)等篇更是集中阐发了《周易》的义理。他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

6、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⑧。这里把变易看做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并且认为是一条客观规律，而且这条规律载入易经、经过“先圣”肯定，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大哉乾阳，禀乎至刚。……中含变比，知从革之靡常。原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⑨。这就是说，变易、变革是先王、圣人确立的普遍原则，这条普遍原则是百代万世不衰的。《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解释。革卦，“离下兑上”，上卦兑，是泽，是“悦

7、”，下卦离，是火，是明智。范仲淹说；“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变之时”⑩。泽中应有水，而革卦中泽有火，水火相克相生，范仲淹说，这“是反常”，而相反相成，才必然产生变革。“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11]。鼎卦，“离上巽下”。卦辞说鼎卦的形状象鼎，上卦离是火，下卦巽是木，木放火内烹饪。古代的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而且也是君王权威的标志，又是祭器和供贤士的器皿，圣王用鼎烹饪以祭祀天地和顺养圣贤。同时；内卦(即上卦)“巽”是顺：外卦(即下卦)

8、“离”是目、明。鼎卦的“六五”即第五爻一一，相当于鼎的耳目，象征内心顺从，耳目聪明。鼎卦来自巽卦，第四爻(阴爻)即“六四”升进到第五爻即“六五”，占有中位，又与下卦的，“九二”即第二爻(阳爻)相应，是一吉卦，所以“元亨”即大有亨通。范仲淹在分析革卦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鼎卦”以木顺火，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