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窃听门”看媒介的自由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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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窃听门”看媒介的自由与自律　　“窃听门事件”所暴露的道德底线问题以及监管漏洞，不仅给新闻集团以沉痛一击，也在世界传媒中引起震撼。“窃听门”已导致新闻集团陷入深度危机，即便默多克谙熟于应变之道，仍未能使集团摆脱尴尬处境。美英业界预测，如果拿不出“给力”理由，默多克江山将辉煌难再。　　病态新闻观戕害媒介立业根基。媒介融入社会，需秉承一定的新闻价值观和道德观。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不同，西方新闻观强调显赫性、人情味、冲突性、接近性、怪异性等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则要求我们注重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但不论东方西方，

2、负责任的媒体，都要遵循真实、客观、公正、权责平衡、服务社会公益等原则。从道德层面看，媒介将其影响泛化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也必然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媒介的道德指向，一个是指向外部和谐，促进社会和人的精神发展；另一个是指向内部的约束，即培养健康追求的精神自觉。以此来衡量，“窃听门”恰恰暴露出西方媒介健康新闻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缺失。那种无视人格尊严，崇尚猎奇、怪诞与反常报道的病态新闻观，带来了对社会责任的背弃，也造成了对媒介立业根基的戕害。　　监管乏力放纵无底线的“自由”。自《世界新闻报》丑闻曝光以来，该报管理层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前媒体

3、新闻主管库尔森和英国国际新闻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等11人先后被捕。据警方查证，内部管理层为私家侦探等支付报酬的失职行为，对窃听事件的愈演愈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外部监管也存在严重漏洞。虽然，英国出台了《诽谤法》等法律约束媒介行为，但实践中，隐私权问题属于间接保护范畴。如果受到侵犯，不能够以独特权利来要求法律保护或者救济，而常以“非法入侵”或“违背信任”等理由追究责任。针对媒介侵权案，审理中也倾向于追究媒介侵权责任，通常依民法规则来解决，或是援引宪法规定作为对民法的制约。即法院可以借新闻自由为由放松对于媒介侵权行为的管制。从行业自律

4、角度，英国虽较早建立起自律机构，出台了自律规范，但操作中却形成了将问责权交还媒介自身的运行机制。　　在种种庇护之下，英国媒体的法律、自律监管看似紧、实则松，内外监管乏力，导致了“新闻自由”的无底线。　　不良窥视欲助减媒介品质。新闻集团在五六年以前，就曾经被指控涉嫌盗听隐私，但直到今天才引起公愤，原因是多元的，之一是社会对“名人无隐私”观点的极端化理解或误读。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应依法享有隐私权，但由于身份特殊，其所占有媒介资源更多，对媒介的依赖性和控制性也更强。当公共利益和名人隐私发生较大冲突的时候，公众可以要求名人放弃隐私，满足公

5、众知情权，这是正当且合理合法的。但这并不是说名人不受隐私权法律的保护，更不等于认同媒介可以随时侵犯公民的私生活领域。　　公众普遍存在“墨镜效应”的社会心理，人人都希望自己戴着墨镜，躲在后面观看他人，满足作为“看客”的心理窥私欲。英国媒体长期以来养成的专挖隐私、揭丑名人的报道传统，也是投公众之所好。然而现在，“窃听门”将公众从幕后推上前台，成为被侵权的对象，公众关注点和心理欲求终于发生了变化。根据马斯洛需要学说，当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受到威胁，人们身体、精神上受到伤害，对于媒介窃听的不合理性、违法性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从而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

6、　　媒介责任：自由的精髓是自律。面对危机，默多克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窃听门”只是一个小麻烦。依靠纯熟的危机传播技巧，便可以四两拨千斤、转危为安。其危机应对速度之快、技巧之高，也的确可圈可点。　　但是，公开认错的诚意不够且来得太迟，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英国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公司失策在于未能在最初将基本问题完全解决，却顽固坚持存在严重缺陷的解释。而涉及媒介操守的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直接导致了危机公关的失灵。泛滥的消费主义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挑战，构成了危机爆发的现实根源，也给媒介自身发展带来损害和困扰。践踏法律权威、挑战伦理底线而恣意

7、妄为，终将使新闻事业置于危险境地。　　“窃听门”事件留给世界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对公众来讲，克服不良的窥私欲和猎奇心理尤为重要；对于媒介，应了解仅满足于占有市场、娱乐大众，将使新闻迷失方向。也许这一事件，会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索媒介的公共责任以及新闻自由的意义。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媒介来说，自由的精髓应该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