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门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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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窃听门”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历史与政治　　理想化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是这样的：私人拥有、商业广告资助和高度竞争与自律的新闻业、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力量、以《纽约时报》所代表的专业主义水准和公共服务意识。这种模式的主导霸权与英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经济霸权相互同构，几乎取得了“普世”的地位，影响着当下世界各地有关理想现代新闻制度的想象。“窃听门”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彻底撼动了理想化自由新闻主义模式中的基本理论假定。　　实际上，由广告商资助

2、的、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英美新闻业，是特定的阶级政治考量的产物。如我在《传播与社会》一书中引证英国报业史的一项研究论及，在英国报业史上，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报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建立由广告商资助报纸的新闻商业模式，达到控制社会话语、建立资产阶级意识主导权的政治目的。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劳资阶级冲突的激烈化，英国劳工阶层和激进左翼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报业及其主导话语体制。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

3、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堵”，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后一种策略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商业逻辑发展中获胜。在1836年到1855年期间，限制报业全面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印花税逐步被废除，英国报业进入了商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而激进的劳工报刊在市场和资本的挤压下，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　　当然，资本并没有抛弃下层劳工市场。它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精英办严肃报纸的同时，为下层劳工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倾向于右

4、翼的小报。这些貌似站在下层民众立场的小报，挪用了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一部分修辞，倡导消费主义，并通过体育、娱乐和庸俗的八卦新闻吸引受众。虽然小报在自由主义理想新闻模式中没有任何地位，但是，它们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在整个传媒业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　　默多克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1969年，默多克购得英国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同年，收购《太阳报》——《太阳报》是最能体现以上商业逻辑的政治性的报纸。　　《太阳报》的前身《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

5、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第三版’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一起成了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　　新闻伦理、行业自律与专业主义的制度条件　　随着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霸权地位的确立，英国报业“市场革命”所隐含的深层政治和阶级历史早就被遮蔽。广

6、告商资助的牟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自然”状态，而且几乎成了“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不自由”的新闻业的代名词。冷战语境下东西方新闻制度的对立更强化了这种新闻观。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如《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一书所示，直到20世纪初，新闻应该全部私营并让市场来主宰这一观念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新闻业的多元化与国家有意识的资助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邮政系统对报刊业在邮资上的优惠和资助。这种资助大大降低了美国报刊发行的成本，使小型出版物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的流通成了可能。总之，国家权力对美国新

7、闻制度的形塑，从来不仅仅在于新闻免于政府干预的“负面自由”。　　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由于美国的政治地理特性，商业广告机制在报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之一是产业集中，垄断性的“一城一报”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和新闻业自律，成了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同时，李普曼等人所倡导的新闻不屈从于资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成了作为“新中产阶级”一部分媒体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带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媒体经济。媒体公司的“

8、经理人革命”、家族企业的退出和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把传统的报业大亨推到了后台，经理人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开始主导媒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