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的位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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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两大系统——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结构-权力关系的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从以前的中心走向边缘，而技术知识与技术知识分子则从原来的边缘走向中心。我以为，知识系统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的转型，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它同时关涉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大众生活

2、的关系的变化。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分析。因为从知识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人的知识活动，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作用，从来都不能、也不曾脱离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著名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论证了知识为什么必然受社会的制约。他指出，知识并不是完全依据“内在法则”（immanent　laqd[[州学习社会学文化类论文.gzU521.]tD'Z)rOe.n=:mqd[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整个

3、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而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被贬为“术”。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词而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2）几乎垄断（独霸）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仕进以前）或“兼职者”（仕进以后）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相比之下，科技知识分子则大多作为手工艺人（“匠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为大众所藐视，更无望转化为政治精英，其社会地位居然比“农”还低，仅高于“商”。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中国传统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致于

4、“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化机制决定的。从经济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结构根植于深厚的封建农业经济之中，它表现为强烈的‘农本’特征，即‘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这一结构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定型化，‘农者，天下只本也。’由此产生的‘本末’观念和‘重义轻利’意识，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从文化-政治结构看，中国政治以官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这二

5、者又相互支持。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伦理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赖德菲尔德（r.redfield）把古代中国称为“复合的农村社会”，由士大夫与农民组成。士人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成分，其中士人的工作是非经济性的，他们的使命是建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系统，因而不需要多少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士大夫是偏重于“人事主义”与“人事学问”（即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学问、道德学问）的，对于自然的学问兴趣极少。中国秀异分子（即精英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而士人与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钪饕慕撞悖质窍嗷チ魍ǖ模健鞍敫攵痢

6、薄ⅰ案链摇薄ⅰ俺锷崂桑旱盘熳犹谩笔堑笔币恢终媸档纳缁嵯窒螅?）。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5）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层都视觉人文知识/知识分子高于科技知识/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当经济陷入崩溃的时候，即老百姓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是例外，但即使由此导致的农业早饭也无法推翻伦理本位的传统），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而不

7、是商业伦理或市场为基础的契约）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6）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使得以阐释这种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稳坐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科技知识无法转化为权力话语，科技知识分子也只能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处于极其紧密的关系之中，甚至异化为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话语，它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老百姓的行为方式）发挥其规范的作用。它是宗教，同时也是法律（所谓“《论语》折狱，《春秋》断案”，“半部《论语》

8、治天下”等等）。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同构关系还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知识精英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