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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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章清内容提要“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

2、生着向“中心”的认同。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中心边缘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向”（09&zd070）的先期成果。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且不论今日，“五四”后不久，即有这样的言说方式。1923年《时事新报》一篇讨论思想界潮流的文字，就强调：“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

3、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见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1923年4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第1页。也难怪恽代英会以此撰文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见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第1页。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10

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19-37页。后来又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其所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一书导言。很显然，打通“晚清”-31-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

5、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关乎此，陈寅恪曾有精到的诠释，“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做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

6、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见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17页。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

7、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收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1-74页。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