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旧体诗词“不肯服输”是规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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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旧体诗词“不肯服输”是规律使然　　上世纪末，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年2月6日)二文中指出：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的，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而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古今文学进行贯通研究的主张。其后直至逝世前，他采取招收研究生、开设学位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多种措施，倡导和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　　2007年春，章先生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指

2、示要我接替他讲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门研究生基础学位课程，不知不觉已将近九年。在课堂上，我曾多次向学员们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本来是诗歌的国度，即使按目前通行的文学体裁分类来衡量，诗歌也是最早形成范式，并且以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由古体诗派生出近体诗，由诗体派生出词体，由词体派生出散曲，各种体式并存共荣，生生不息，从而把汉语言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后起的文体几乎无不向诗歌看齐，包括散文、戏曲、小说，都曾从诗歌中汲取过营养。如果就古典文学四类体裁的成就及其地位做一个排序，我们说诗歌(含词、散曲)第一、散文第二、戏曲第三、小说第四，应该是合乎实际的。但再以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进行评估

3、，小说成就最高，诗歌成就最低是没有异议的，散文与戏剧的名次似乎没有变化，仍分列第二和第三。为何不到一百年，诗歌和小说的发展情形竟完全颠倒过来了呢?学员们在讨论中，往往援引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作答：引进现代西方观念后，中国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所致。这种判断乍看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确与该时期文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但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一方面具有恒久、稳定的特点，一方面遵循通变的规律而发展变化，即使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仍然发生过重要作用，外来西方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既不可低估，也不宜过于夸大，否则，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从外国移植而来的话剧与自由

4、诗并未取得突出的成就。　　如果仅仅从语言形式着眼，1917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实际是以白话完全替代文言为目标，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由繁至简、由雅向俗、由文言变为白话的趋势，最迟在宋元时代就开始萌生，到明清时代已称得上成绩斐然。只不过在古典文学环境中这种趋势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整体上仍呈现为诸体竞骋、文白并行、雅俗共赏;而到了现代文学环境中则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白话文学被贴上新的标签后，就开始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表现出一种不给文言文学生存空间的霸气和强势。其中最大受益者显然为现代白话小说与白话散文，它们虽然也分别受到了汉译外国小说、外国散文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在宋元明清白话小说(包括短篇

5、和长篇)或明清小品文已有成就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包括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在内的先驱者们对古代白话小说或小品文都是肯定的，因而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在新文学运动中遭到革命打击后最不幸者应是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虽受打击却最不服输者则推旧体诗词。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遭受打击后一蹶不振，并不仅仅由于其作品日益减少，不足以与白话小说、白话散文抗衡，更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两种文体的实际读者与潜在读者也愈来愈少，因而它们趋于衰亡的命运似乎已不可逆转。而现代诗歌领域则呈现出一种在新旧对立中继往开来的总体趋势，一方面新诗虽以革旧体诗词之命的方式而登场，以汉译

6、西方自由诗作为参照，但并没有一种现存的范式可供学习或效仿，一切都在摸索尝试之中，因而在创作成就上并没有达到先驱者的预期目标，甚至许多早年积极创作新诗的名家到了中老年却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一方面具有民族特色与辉煌历史的古体诗词一直在广泛传播，因而仍有一代又一代作家为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而继续写作，使其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延续发展，尤其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的主流价值观是提倡以新诗为主体，认同新文学运动中关于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看法，却又给予老年人尤其是高干可以写作和发表旧体诗词的特权。这意味着现代以来关于诗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新诗与旧诗之间也长

7、期存在着争论，旧体诗词虽然遭受过新诗的打击，却一直不肯服输，甚至敢于公然对垒，因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旧体诗词的命运也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　　在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这个论题中，实际上包含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内涵指向，一种指向创作，一种指向批评。二者都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且皆在延续之中。但相对而言，凡处于完成时态的现代诗词创作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它一方面以文献方式作为处于进行时态之诗词批评的依据与前提，一方面以典范的魅力而对进行时态的当下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