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市场”到“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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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吴市场”到“吴供应”

2、第1内容显示中　1、已然不大可敬的吴先生吴敬琏先生曾是许多人（笔者自然也在内）所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80年代中期坚持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观点，对中国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自己信念的执着也令人钦佩。但最近几年来，随着吴先生某些“骇世惊俗”言论的增加，人们对他的敬意开始下降。2003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货币巨量发行，引起众多经济学家忧思，担心经济“过热”。吴先生并依据他的市场观作出分析判断，诸如当前经济“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投资的低效率”，高成本的速度，以及当前经济属于“没有温度

3、的高烧”，等等，虽然不一定对，但还算是研究问题，倒也无可无不可。但吴先生似乎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再发“骇世惊俗”之声，称“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扩大需求，还应当实行供应学派式的政策，发挥企业的活力。”这句话，对一些不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党政官员或许有点晦涩，但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人则都很清楚，其言下之意，就是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自由化程度还不够高，因此说穿了，吴先生是要求中国要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供应学派那样，发动一场“绝对市场化”的运动。其实

4、，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虽然还有些羞羞答答，但一些人出于学者的起码良知，承认了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是分配的两极分化，实际上也就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当前经济的主要弊端，并不在什么计划经济身上，而在于本质上会导致分配不公的市场经济。我们这位原来可敬的吴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美国在从里根到老布什“供应学派”经济政策统治的10多年里，贫富差距扩大了一倍以上，但吴先生这几年谈经济问题时说南道北旁征博引，却几乎从来不谈收入分配问题，更是回避当前中国日益尖锐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继续要求推行更自由的市场化，无异于在对加剧社会

5、分配不公推波助澜，他本人，也就从比较温和的“吴市场”，变成了比较残酷、或者说比较提倡“没有人情味市场经济”的“吴供应”。吴先生执着于他的市场理论，这本身无大错，但少了学者的良知，就难以使人难再尊重了。2、吴先生的思想已经僵化其实，吴先生的问题并不仅是良知问题，凡了解一些关于供应学派的人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僵化。僵化之一：欲“接轨”，却无所向。供应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支柱理论之一，然而，正是最先发起新自由主义的英、美两国，其已经进行过一次重大调整：克林顿改变了“里根—（老）布什”的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

6、，布莱尔则改变了“撒切尔—梅杰”的保守主义。这是因为供应学派经济政策不仅助长经济泡沫，更主要是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这两个西方贯彻自由经济政策的“领军”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都发明了另一个新制度——“第三条道路”，其宗旨，用后来德国施罗德总理（也是一位“第三条道路主义者”）的一句话可以概括：“theconstructionofmoderneconomywithoutsacrificingsocialjustice”，善于援引洋文的吴老先生不会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它指出了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性弊端——牺牲社会

7、公正（sacrificingsocialjustice）。连建“轨”人自己都搬了“道岔”，吴先生还硬要去接，就不怕掉到沟里？僵化之二：欲颠覆，而背乃祖。其实，吴敬琏等辈的“市场拜物教”，完全是转制国家出于打倒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造出的一种“思想颠覆狂”，其“革命”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所以先生用起他津津乐道的理论来，不仅很难自圆其说，甚至经常要背其祖宗。比如,吴先生把凯恩斯主义与供应学派并列为一种“既要……又要……”关系，其实，前者恰恰是在对后者的批判中兴起的，二者势同水火。又比如，吴先生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希

8、望寄托于在中小企业发展，但供应学派的核心政策——减税——却主要是有利于大资产者的。再比如，熟知西方经济学的吴先生大讲社会公平，对官僚资本主义“掠夺公众”愤愤不平，却又闭口不谈甚至是歪曲“不公”之出处，当今所有市场经济教科书，都指出了市场经济都有几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经济增长波动，社会两极分化，公共产品短缺。凡此种种，若是展开辩论，都会令有背乃祖的吴老师大费心思。僵化之三：欲付现，大露败笔。其实，纵观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已经可以说是“比供应学派还供应学派”了——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利资本不利劳动的路子：

9、一方面，是按照厉（以宁）老师倡导、吴老师赞同的“靓女先嫁”、“不贱卖更流失”、“效率先于公平”等谆谆教导，加速了国企资产向私人手中转移和劳动者，制造出庞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住房和医疗改革、靠“教育产业化刺激需求”等猛药，又大大减少了劳动者占有公共资源的份额，使其从收入弱势走向财产弱势。于是，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从吴氏当年描绘出的理想的“供略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变成了马克思早就预言过的血淋淋的“生产过剩”。巧言令色的吴先生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