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的“东方主义”根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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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蝴蝶君》的“东方主义”根源初探摘要：以往学者往往激烈批判华裔美国作家黄哲伦的名剧《蝴蝶君》中伽里玛所持有的“东方主义”殖民心态，并对结尾宋丽玲颠覆东西关系拍手称快。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西方对于东方偏见的产生与加深是东西方合谋的结果。本文便通过《蝴蝶君》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探索男主人公“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形成并加深的根源。　　关键词：东方主义，根源，东西方合谋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Butterfly）长期以来在西方受到广泛欢迎，在此剧中，讲述了一个日本姑娘爱上美国军官，为他苦苦守候却最终因遭到抛弃而殉情自杀的故事。这部歌剧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人的

2、“东方主义”心态。由此，“蝴蝶夫人”成为了东方女性的代名词，她们娇弱、温顺，被白人男性牢牢掌控却乐于被驯服。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将他在报纸上所读到的一则中国间谍男扮女装与法国外交官同居20多年的奇闻改编而成。他敏锐的觉察到了“那个外交官一定不是与一个人，而是与一种幻想的模式坠入了爱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间谍鼓励了这些误识”。[2]（P147）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主义”，其含义至少有三重：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一种思维方式；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3-4）总而言之，东方主义“制造了一个西方之东方，这个东方是

3、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3]（P1）而西方在它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对东方形象的塑造也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歪曲、误解，西方人眼中的亚洲男性是女性化的；而东方女性则“表现得心甘情愿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4]（P49）　　《蝴蝶君》的男主人公伽里玛从一开始就在制造一种东方主义话语。他在一次演出中欣赏到了由宋丽玲扮演女主人公的名剧《蝴蝶夫人》，由此便将西方男子对东方女子的幻想与刻板印象投射到宋丽玲身上，以为宋丽玲就是他心中的那位“蝴蝶夫人”，“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直到她露出笑容。”[2]（P26）但伽里

4、玛对宋丽玲的这种爱恋并不是建立在彼此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种族主义之爱”，[3]（P142）就像伽里玛所说：“我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冲动——这是一个男人的绝对的权力”。[2]（P51）伽里玛无论在外表上还是才情上都很平庸，以至于事业平平，在学生时代曾被评为“最不可能被邀请派对的人”，并且在强势的西方女人面前也频频受辱。而在东方“女性”宋丽玲身上，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男性或者说西方男性的优越感。西方将东方设定为“他者”，“使西方体认并确认自身文明的意义与价值”。[3]（P2）　　随着与宋丽玲关系的升温，伽里玛将他在这段感情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自信投射到工作上，使得

5、他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激进，因此得到了提升。他甚至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2]（P73）殊不知，正是建立在这种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决定导致了他最后必然的失败。　　如果说伽里玛对东方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幻象，那么在宋丽玲眼中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想象性“西方”。“她”极力表现东方女性的柔弱、羞怯、逆来顺受的特质，以此衬托西方男人的阳刚，取媚伽里玛。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宋丽玲就对伽利玛说，有时，这种感觉“也是相互的”。[2]（P36）暗示了东西方建立在各自主观印象基础之上的“互看”。在之后的接触中，宋丽玲一再地表现出“她”在二人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当伽里玛第

6、一次来到宋丽玲的家里，宋丽玲说：“我是个中国女孩。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2]（P49）并且宋丽玲还一味的仰视西方文明，贬低自己的文化，表现出一种“文化自卑”，以此来反衬西方文化的优越。“她”对伽里玛说：“法国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国家。也许甚至更超前。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灵魂坚定地扎根于两千年的过去。”[2]（P47）“在我想变得现代、像一个男人一样讲话、拥有西方女人的坚强、去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最后，我失败了。”[2]（P49）　　所以说，伽里玛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虽然带有先入为主的色

7、彩，但宋丽玲对于“东方主义”的迎合无疑加深了伽里玛对于东方人的偏见。正如王岳川所分析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神话’的制作，其中也有某些东方人自己取媚的成分，这种‘东方寓言’的合谋，使得问题的动机和效果变得分外复杂。”[5]（P201）　　尽管从某种角度来说宋丽玲间谍的身份要求“她”必须要去迎合伽里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并不表明“她”的行为豪无个人感情色彩，这从“她”最后在法庭上对伽利玛说出“我是你的蝴蝶。在这件长袍下面，在所有的东西的下面，始终是我。”[2]（P139）就可以看出。并且宋丽玲对于伽里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