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张力的生成及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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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在张力的生成及其缓解在新近甫被绍介引进的“自由与社群”之争中（1），人们不难看出其聚讼纷纭大多仅在抽象空疏的纯粹理念层面展开，至于具体事实的支撑佐证则在很大程度上仍付之阙如。而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固然专精且擅长于史料的网罗搜佚与爬梳剔抉，却又往往惜乎其视野的拘囿逼仄，遂对当下思想界的这一转型动向讷而不敏、置若罔闻，终致遗留下了“卑之无甚高论”的缺憾。职是之故，笔者不揣谫陋，拟撷取五四时期知识界的“个人社群观”作为一个思想横断面，予以现象性的“修复”和本质上的透析，并力图在学理（逻辑）与事实（历史）两

2、大资源之间做一番打通壁垒门户的尝试，以求对上述两端各自的偏失不足有所补苴罅漏之裨益。一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主义”之间抗衡局面的形成乃新近萌始、发轫未久的学界时事，然而就其所揭橥的“问题”而言，“个人”与“社群”这两个基本概念实际上早就建构起了政治哲学的两极。倘有兴致到孔子、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东西方政治思潮中去做一番沉潜往复的回溯探访，当可随处觅见它们屡屡“惊涛拍岸”所铭刻下的印迹留痕。虽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旁敲侧击的性质，但同时却也充斥了大量排山倒海般的正面碰撞。就前者来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着

3、“义与利”、“道与势”、“庙堂与江湖”等两难抉择所铺陈开的数千年争辩适足为其典型表征；而后者则更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庚续和发挥。诚如有论者套用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出，“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2）那么究竟什么才堪称自由主义的原则呢？如果将那些容易引起歧义丛生的诸多界说暂且撇开不谈，径直由其“个人社群观”切入，即可昭然揭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整

4、个自由主义体系中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先验地位。从逻辑上来审视，由于每个自由主义者在构筑自己理论框架之前大都事先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即个人是优先的，社群是其次的；个人是本源的，社群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社群是手段；因此纵然他们的哲学基础各具特色，或诉诸自然权利，或诉诸功利原则，或持机械原子主义，或持社会有机体论，而且有时在个人自由限度与社会公共职能等方面也不无异议，但一旦关涉到“个人社群观”这一问题时，他们全都严防死守着个人相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至上性（moralprimacy）这一自由主义底线，从而能够在风云际会的嬗变

5、流程中始终保持其阵容体系的严整性与规范性。而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史来具体考察亦会发现，在自其诞生以来的数个世纪中，它的哲学基础大体呈现了自然原则——功利原则——正义原则这么一个交错起伏、新陈迭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场围绕着根本原则的修订与反修订之争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可谓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硝烟弥漫、阴霾密布的相互攻讦并未完全遮蔽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思潮所流露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即使是在颇遭訾议的19世纪功利主义时期，其个体至上的原则有所弱化，对政府干预的限度稍加放宽，况且

6、就其充满“市侩气”的逻辑来推衍，确实也潜藏了有可能导致某种“非自由”哗变的危险，然而在以“个人”与“社群”分别为两端的思想天平上，功利主义者最终还是倒向了前者。或许他们有时会试图通过增减砝码的方式来达到一种综合（非绝对）平衡、维持现存自由秩序的稳定，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没有脱离对个人自由的坚决捍卫及永恒皈依。与西方这种分庭抗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所欣赏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个人社群观”，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儒家这一具有充分代表性并且延续了二千余年始终不绝于缕的理想人格境界，在那天

7、崩地坼、价值失范的近代社会中终告解体。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里奔突狂喊的是无限的焦灼不安。在如此心理背景的烘托下，中国近代知识界关于“个人”与“社群”这对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就自然地生成了一股空前强烈的内在张力。二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开山者，严复与孙中山早已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深体验感受到了“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内在紧张，对此笔者将另择场合加以个案剖析，此处不再将之列入五四诸子重复赘述（3）。但不得不在本文提前预支的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们二人所开启的“殊途同归”的路向极大地启

8、发了后世的追随者，无论是拾严氏之余唾的保守派，抑或是承孙氏之余绪的激进派。揆诸史实，这道中国思想史上的奇异景观尤其凸显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演绎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对于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五四性质，胡适以其不可磨灭的权威身份一再表示了他对“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莫大偏爱和情有独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