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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乡村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件增加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
2、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我们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关键词:税费改革;乡村治理性危机;乡村基层组织;农民负担;治理缺位 :A:1008-7168(2009)03-0045-05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社会出现了以农民负担为核心[1],以农村件
3、增加为重要表现形式[2]的治理性危机,客观上迫使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之初,迅速地推出了以税费改革为开端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实践,以达到缓解危机､调整和改善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目的｡然而,在税费改革以后,我们看到一方面农民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缓和的迹象,政府的合法性得以改善;另一方面农村的件并无减少,一些农村地区甚至陷入无治理状态,乡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的治理性危机｡为何农民负担没了,乡村的治理性危机却依然存在?税费改革前后,乡村的治理性危机有何差异,其演变逻辑的样态究竟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理
4、由对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大有裨益｡ 一､税改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 要想深入分析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危机的具体样态,必须从整个税费征缴年代乡村基层组织的角色和行为说起｡乡村基层组织既包括乡镇政权,又包括村级组织,目前关于税改前乡村基层组织角色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结构
5、制度”研究取向(张静,2000);另一种是“过程
6、事件”研究取向(孙立平,2000)｡ “结构
7、制度”研究取向着重分析制约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
8、行为的结构和制度因素,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专注于影响乡村基层组织运转逻辑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等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我国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在新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逐步将一部分财权和事权逐级下放给地方政府组织,同时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数目繁多的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并以之作为评价下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与升迁的重要标准｡为了完成中央部署下来的各种涉农指标,各级政治组织把这些任务和指标采取层层分解的办法下
9、派到下级组织及其责任人,并借助“一票否决制”的政绩考核体系,责令其在设定的时间段内必须完成｡具体到乡村两级,这一体制必定加剧乡村基层组织财政能力和职能扩张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给基层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客观上导致乡村基层组织角色和行为发生变异,促使其想方设法通过集资､收费和罚款的方式将手伸向农民,加重农民的负担｡在20世纪90年代初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面对的压力进一步凸显,农民负担也随之迅速攀升,并呈现出不可逆的恶化趋势｡农民负担的上升幅度逐渐超过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以致农民“抗费不抗
10、税”和“既抗税又抗费”的抵制行为普遍增加,乡村基层组织征收税费的难度越来越大｡然而,上级部署的农业税费征缴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因而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上级压下级,迫使其不得不借债完成逐年下派的税费征收任务,乡村债务由此增加;二是部分地区的乡村基层组织开始有意借助乡村灰黑色势力打压村庄内部的“钉子户”,以非法暴力的手段作为税费征缴的后盾｡由此导致农民因不堪重负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件也因之而上扬｡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乡村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治理性危机｡ “结构
11、制度”研究取向的分析为
12、我们呈现了乡村治理性危机生成的体制性因素,而“过程
13、事件”研究取向的分析则为我们认识乡村治理性危机提供了微观视角｡在正式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权力的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