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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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这篇文章的缘起可以追至八十年代末。记得在那时的某杂志编辑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到过陈寅恪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当时确实没有人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即九四年在香港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一位我素来敬重的美学家聊天，又重新谈起这个话题。据那位美学家的说法，知识人不过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问家的系统，一个是思想家的系统。并且明确将陈寅恪划入“学问家的系统”。这个划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对于陈寅恪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我相信他的这个看法代表相当多的人的看法。这令人惊讶地表明了当时的学术知识界对于陈寅恪其人其书有着深度的隔漠。

2、然而有幸的是，随着最近有关陈寅恪的传记的两本新书出版，应该说这样的隔漠已经正在成为过去。尽管，我们可以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用力虽勤而演绎稍多，陈定宇的《学人魂》又质实有余而略显平庸，但是他们所展示的第一手的材料，已足以向世人证明了谁是现代中国学坛最有思想的学人。我向来相信中国思想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讲思想义理，一种是讲历史文化，后者即孔子所谓“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同时也十分固执地相信思想家应该具有一种天民先觉的天赋才能，亦即熊十力先生所推崇“现量”而非“比量”，岂是后天的职业惯性所能独霸的专利？现在已经证明中国学术思想史没有陈寅恪就至少不能写好，仍需进一步证明的是写

3、陈寅恪缺少了思想这一块也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正是我们寻唤已久的“具有学术的思想与富于思想的学术”的理想学人，这才是气象万千的二十世纪思想最后熔铸的所谓“学人魂”的真实底蕴。至于本文，只是试图介绍一个并不十分为人知悉的近现代中国学术史著名典掌，而这一典掌又本应是作为陈寅恪先生学术的一个原点，并以陈氏思想略加释证。陆、陈二著只字不提此一名典的重大遗憾，亦或可略加弥补矣。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寅恪结束了陈三立老人所期望的“后生根器养蛰伏”的海外游学生涯，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本来，于时代、于他深厚积蓄的西学素养，这正是一个辉煌闪爆的时际。然而在他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上，他却提到了《世说新

4、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这样一个充满乱世沧桑之感的故事，确实很能投合陈寅恪的性情。我们可以肯定陈寅恪并不是偶然为上课而引用这个典故。因为后来在他的诗文中又一再提到这个典故，来抒发一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寂寞销魂意绪，以及“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的郁结，同时也正是表明他对于这个典故背后所蕴含

5、的深义有独到真切的感应。一九四Ｏ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又重新引述了这个故事，然后说：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又据《陈寅恪诗集》：渡江愍度饥难救（《残春》1938）江东旧义饥难救（《由香港抵桂林》1942）江东旧义雪盈头（《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1951）。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九六五年《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云：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异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益不胜死生今昔

6、之感已。“乞仙令之残砂”典出《晋书·葛洪传》，意为效葛洪避地而南迁。从二十年代之讲学清华，到六十年代之栖身岭表，我们不能不惊诧于他长达数十年的“守伧僧之旧义”的心念。细加分析，此一心念之中又含有从学术方法、学术目的、到学术人格以及文化理想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辞情而旨深，语简而义圆，这是中国思想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犹如一方宝灯，擎来便满室灯灯交辉。“伧道人”的“伧”字，原是六朝时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一种蔑称，意为“粗陋”。陈寅恪引申为不灵活、不通世故之义。时值西学巨潮挟其各种主义、各种观念、各种“新义”大量进入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用这种身份来指那些缺乏适应新潮流能力的人。显然，陈寅恪认

7、同老僧，微讽愍度，不主张对于传统文化任意“树新义”，这里很容易造成误会，以为陈寅恪一如汉唐的经师、清代的经师那样迂滞陈腐。尤其是他曾批评过后来极有创发力的熊十力哲学。据吴宓日记，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次与吴宓在清华园散步，陈寅恪说：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如欧洲中世纪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之说尤为正途确解。似乎陈寅恪不仅迂滞，而且傲慢，对于从事义理哲学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