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在文学与历史的交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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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记文学在文学与历史的交界线上关于文学与历史、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课题，还将继续讨论下去。传记文学问题是其中焦点之一，最近出版的贺茂之著《张爱萍传》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多年来，对于人物传记写作中的文史关系，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传记的对象是具体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人物，其内容必须力求准确真实，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文字表达也要生动，但不能因文害义、有损传记的真实性。另一类则认为自古文史不分，应当文史结合，运用文艺创作方法，对人物及环境进行艺术的描绘、夸

2、张和塑造，以提高感染力，增强可读性，扩大读者面，更好地发挥传记的效应。这两类不同的意见和作品，涉及一系列问题，值得切实地探讨。　　关于文史不分。我们提倡历史与文采统一，是否意味着主张文史不分呢？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任何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都要依靠文字手段来表达、记载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史是不可分离的，古今概然。但从文学与历史的范畴来说，则不能简单看待。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分类，有一个从简到繁、从蒙昧到科学的发展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与历史也成为不同的独立学科，并形成日益精密的科学体

3、系，两者各有范畴，虽有交叉联系但不能混同。　　关于文艺与文采。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切文艺创作，理所当然的都要讲究文采，但“文采”并不等于“文艺”，各种讲究文采的文章也不等于都是“文艺创作”。何况我国早在先秦就已经讲究文采，而“文艺”这个概念到了近代才逐渐流行。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里的“文”，就是指的文采一类意思。到西汉便诞生了司马迁文史并茂的划时代著作《史记》，它是中国具有高度文采的第一部纪传体正史，又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人因《史记》引用了形象化的生动

4、资料，而认为它不是历史，是文艺创作，显然不符合事实。　　关于传记文学与传记小说。我们赞扬《张爱萍传》式的当代人物传记文学作品，并不是忽视传记小说及人物传奇、演义、故事等形式的文艺创作。中国古代，随诗歌之后即产生了小说，历史悠久。两者都源于神话和传说，其形成过程却不相同，诗歌主要来自民谣，小说则主要来自街谈巷说之琐言小语。唐代趋于重人事而疏鬼神，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小说，渐兴传奇，宋代又兴话本，至元明清，历史小说、言情小说、侠义小说等相继普及民间，并产生多部优秀巨著。但小说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下，一些名著

5、至清代尚列为禁书。如鲁迅所说，在古代小说向来是被看作邪宗的。这固然出于偏见，同时也和小说自身发展的弯路有关，值得深思。直到“五四”以后，小说才跨入一个全新阶段，取得崇高地位。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和传记小说（以及其他关于历史人物的文章、戏剧）盛行，多有佳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歪曲史实、挟私褒贬、低级庸俗等，造成读者对历史的错觉和混乱，同时玷辱了小说自身。许多同志曾提出，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要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凡以真名真姓真人为主题的作品，不能任意篡改历史重要情节，颠倒是非黑白，混淆历史真相，

6、使这类作品成为人所不齿的荒诞之物。这是小说发展史上早有深刻教训的。　　关于历史真实与文艺真实。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真实，都要严肃对待，不能认为“历史是真实，文艺是不真实”。我们强调要尊重历史真实，并非说文艺就不要真实。相反，文艺应当“源于现实，高于现实”，反映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因而更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真实。那种把文艺创作的艺术塑造，理解为可以脱离实际胡编乱造的侥幸观点，是有害的，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艺术成果。当然，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真实也不能等同，历史的真实是以大量原始性的客观资料为

7、直接基础的，是科学的真实；文艺的真实是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体验、提炼和升华的，是艺术的真实。从文学的角度举例来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真实的典范，鲁迅的《阿Q正传》等是文艺真实的典范。《张爱萍传》属于历史真实的传记文学范品。　　关于可信性与可读性。为了保证人物传记的质量，两者不可或缺。有人认为：写历史人物，如果拘泥于可信性，就不可能提高可读性；如果要提高可读性，就难免影响可信性。这样绝对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并不符合写作的实际情况。事实上，许多先进历史人物的实际经历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往往有惊心动魄

8、的事迹和充满神奇色彩的情节，如实记录这些内容，不仅是历史中最生动的部分，也常常是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的素材。无论历史著作或文艺创作，经过作者的悉心耕耘，是可能达到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的。古今一些优秀作品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张爱萍传》便是最新成果之一。　　关于传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