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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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的述评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状的相关研究　　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城市社会不接纳，被排斥在城市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体制之外，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其边缘化地位还出现了代际传递；王春光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正处于“半城市化”的阶段；陈丰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进入城市，处于“虚城市化”的阶段；马西恒等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外来新移民城市社区或社会的融合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目前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合正处于

2、“敦睦他者”阶段，此阶段是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完全融入的过渡阶段。杨轩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有着较高的融入城镇的愿望，但存在着融入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经济上、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融入能力均处于较低的状态。路建红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是经济融合层次低、政治融合边缘化、文化归属感缺失、社会关系网狭隘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的述评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状的相关研究　　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城市社会不接纳，被排斥在城市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体制之外，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在城市

3、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其边缘化地位还出现了代际传递；王春光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正处于“半城市化”的阶段；陈丰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进入城市，处于“虚城市化”的阶段；马西恒等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外来新移民城市社区或社会的融合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目前外来移民的城市融合正处于“敦睦他者”阶段，此阶段是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完全融入的过渡阶段。杨轩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有着较高的融入城镇的愿望，但存在着融入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经济上、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融入能力均

4、处于较低的状态。路建红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是经济融合层次低、政治融合边缘化、文化归属感缺失、社会关系网狭隘。　　二、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因素　　（一）经济水平因素的影响　　个体经济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其收入所决定，而收入对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推动作用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证实。张广宇等通过分析198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发现，工资提高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规模也会相应地扩大1%，这说明较高的收入水平是促进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重要拉力。黎翔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提高，越高的收入越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

5、巿社会，相对于低收人群体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会有多余的资金参与城巿的日常活动，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城巿化。路建红认为社会有限的就业机会、低微的收入及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最终导致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极低，只是简单地限于提供一种低水平、浅层次的廉价劳动力服务。　　（二）制度因素的影响　　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制度排斥使农民工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的待遇，限制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融入。王春光认为不只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包括户籍、社会保障、人事、组织制度等；张国胜认为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制度体系的异化，这种制度体系的异化使

6、得“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不能参与当地政权的管理，他们缺少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导致现有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民工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融入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张铁军认为农民工在职业上已经实现非农化转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签”而存在，其身份还是农民，从而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项权利，从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造成负面影响；简新华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二元体制导致农民工不能够彻底流入并融入城市；孟庆莲认为长期实行城乡有别的户籍身份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很难融入城市社会。　　（三）

7、社会排斥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城市社会的不足反过来会制约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首先，城市中现存的各种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江立华指出各类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社区组织等相继建立，然而农民工进入这些组织都相当有难度。其次，农民工自身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也不高，在社区层面上，农民工不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无权参与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再次，市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与歧视，致使农民工中的部分人出现了心理上的自愿性隔离。熊光辉等认为市民把一些基于个体经验意义上的刻板的

8、文化符号强加给整个农民工群体，引发了农民工对于城市融入的抗拒心理，交往范围仅仅局限于“同乡”，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被迫“孤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