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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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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作用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作用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作用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怀疑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的政治怀疑也有心理、话语和行动三种方式。如果说心理形式是隐性的,通常具有个体性、私密性,与公共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么话语和行动则是政治不信任或怀疑显性化的表现方式。在现代社会,政治性的谣言、牢骚、口号、笑话、顺口溜等,以及政治博客、歌谣、学术、舆论等都可能是民众怀疑政治权威、释放政治不满的话语形式。比内容摘要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
2、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政治信任理性怀疑公共生活制度化不信任悖论 1上官酒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2程竹汝,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上海:20023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转型与重构: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10YJC810038)、上
3、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基层社会的官民关系与政治信任:典型案例研究”(2012BZZ001) 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悖论” 政治的重要使命是创造良善的公共生活。何谓良善的公共生活?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其内涵与外延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纷繁复杂的认知中,还是存在基本共识的,即良善生活必须是有序的。不过,就有序生活的实现而言,需要解决两个核心理由:一是创设政治权力体系,并将之作为实现秩序的第一要素,由此协调矛盾、化约冲突、消解分歧,至少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除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在该理由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二是构造政治信任,即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
4、基础上,民众对权力体系的相信、托付和支持。如果说权力体系的创建是公共生活确立的前提和条件,那么政治信任的构造则决定着公共生活的质量与水平。良善公共生活需要信任的滋养,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为基础,否则就只能是“乌托邦”。 信任与怀疑是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通常而言,信任了就不会怀疑,如果怀疑了,信任就可能动摇。在黑格尔看来,“怀疑只是不确定,乃是一种与确认相对立的思想,——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未决”[1]。不过,维特根斯坦则指出:“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定性。”“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怀疑出现在信念之后。”[2]换言之,信任与怀疑虽
5、然存在差异,但两者密切联系,怀疑不是不假思索地、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也不是无根据地批判一切,而是一种经过思考熟虑、以确定性和信任为先导的理性怀疑。 现代公共生活并不是怀疑和批判的盐碱地,特别是民主政治领域的理性怀疑和政治不信任更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建国者之一杰斐逊指出:“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3]科恩则明确将民众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视为民主成功的心理条件,认为成功的民主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掺合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看,政治不信任和理性怀疑构成了其重要传统。巴伯总结说:“在美国历史的一开始,对政治家和政治
6、体制的不信任就已经是美国公众思想意识的一部分。”[4]美国人的民主生活实践也确实如此。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时发现:“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5]从经验看,民众的政治怀疑和不信任充溢于现代公共生活,甚至可以说不信任更像现代社会的常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民众的不信任不仅不影响权力格局与政治稳定,而且也不会对政治合法性构成挑战。相反,“民主的进步通常是由对权威的不信任所激发的……不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而且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民主活力所依赖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都是必要
7、的。”[6]也就是说,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不仅无损于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是优化民主政治、建构良善公共生活的必备要素。 以上叙说表明,良善公共生活的构建既需要民众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就是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悖论”。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 政治信任“悖论”的现实展开应当以维系良善公共生活为己任,以保障公共秩序为要求,这关键在于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虽然就公共生活而言,理性怀疑是必要的,但它不是否定、批判一切,更不是解构、摧毁一切。理性怀疑之“理性”不仅要求民众怀疑政治的方式要制度化、边界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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