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 教育教材的启迪

《探索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 教育教材的启迪》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探索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教育教材的启迪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教育教材的启迪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教育教材的启迪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隋朝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门路，搜集图书。隋朝时期非常注重文化传承，短暂的统治时期内，隋文帝、隋炀帝曾通过各种途径，广开门路，大力开展书籍收集工作。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曾下诏收集前朝遗书，涉及陈朝、北周、南梁等多个朝代，其中，北周收集藏书就有15000余册。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请开献书之路表》：“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开学，而天下图书尚有摘要：隋朝结束分裂、统一经学，其图书建设与管理方

2、面的成就对当前终身教育体系下还不够成熟完善的教育教材的建设和管理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教育教材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优劣，因此，必须做到：树立精品意识，编写教育精品教材；实地管理与信息化管理相结合；建立高效的教育教材管理机制。　　关键词：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教育教材　　1009-4156（2013）08-037-03　　隋朝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开创了秦汉以后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其在政治、赋税、律令、兵制等发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文教方面，由于统治集团历史意识增强，客观上推动了隋朝经学、史学的大发展。隋朝经史之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当时图书建设与管理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书籍编

3、修、典藏、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这对于终身教育体系下还不够完善成熟的教育教材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一、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　　（一）南北融合，经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对立造成南北经学学风不同、义疏各异、彼此分立。至隋朝统一之后，北学渐衰，南学渐盛，进入了经学统一的时代。　　隋文帝作为隋朝的开国者，假儒、佛、道三家思想，希冀缔造“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并逐渐形成了三教并存的混合意识形态。其中，隋朝儒家思想主要是继承发展了汉代儒学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并发展形成了若干亚传统。开皇三年（583年）四月隋文帝诏曰：“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

4、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抵朕意，劝学行礼。”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促学行礼。此举极大推动了隋初官学、私学的发展，出现了“京邑达乎四方，皆广黉校”的盛况。然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故隋文帝于仁寿元年（601年）废学，取消太学、四门及州县学，仅留国子学生七十余人。由此可见，尽管隋文帝推崇儒家思想，认为儒学之道能够“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直接推动社会道德完善、培养得力官员的部分却弃之如敝屣。　　尽管隋文帝缔造了“开皇之治”的盛况，但真正使经学得到大发展的却当推隋朝

5、第二任帝王隋炀帝杨广。隋炀帝一生有过诸多创举——开凿运河、营建东都、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征伐高丽。除此之外，隋炀帝对于南北经学的统一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第一，重视学校教育。大业元年（605年）七月，隋炀帝拟《劝学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有兹始。”一方面，隋炀帝吸收前朝教训，命专使搜寻才德兼备之士；另一方面，下令恢复中央及地方学校。第二，热衷学术活动。《北史·儒林传》曰：“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一以闻奏焉。”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征辟儒生这一文教政策的施行使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传统得益兼容并包。史料记载，隋炀帝爱好文学艺术

6、，曾命臣下将禁中秘阁之书，抄录副本，分为三等，藏于洛阳观文殿的东西厢书库中，又在殿后另筑二台，聚藏魏以来的书法名画。此外，还作有《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春江花月夜》等四十多首诗歌，兼有北人尚武精神以及南人的充沛情感，为隋朝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第三，尊崇儒教礼仪。隋炀帝时期曾下令寻找孔子后裔并尊孔子为“先师”，自此“释尊”便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与此同时，隋炀帝时期还定出了许多典礼仪式，如恒山祭祀以及首次远征高丽之前隋炀帝亲自主持的三次古代祭祀。　　隋朝经学能够实现南北统一，除了帝王们的重视，还得益于经学大儒们的讲论著述。隋朝时期经学大家辈出：王通，聚徒授道，主张践

7、行王道，致力于建立儒家新经学，其思想被后人称为“河汾道统”，著有《续诗》十卷、《续书》二十五卷、《礼论》十卷、《乐论》十卷、《元经》十五卷、《赞易》十卷，合称《王氏六经》。元善被隋文帝称为“人伦仪表”。对于辛彦之，沈重赞其言论为“金城汤池”。对于萧该、包恺，《汉书》称二人为“宗匠”。房晖远被牛弘称为“五经库”。对于马光，《隋书》赞其曰：“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之后，惟宗光一人。”对于刘焯、刘炫，《隋书·儒林传》曾说：“于时（隋炀帝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