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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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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论文-論朱子在對《中庸》詮釋過程中受呂與叔的影響及其對呂氏之批評内容提要:朱子對《中庸》的詮釋工作是在對其學術的繼承與批評中展開的,在這一方面,朱子與呂大臨的關係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研究例證。在程門諸子的《中庸》詮釋中,朱子最取呂氏,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呂氏的影響。但是,朱子同時也對呂氏的《中庸》詮釋也有所批評,特別是呂氏在詮釋《中庸》文本過程中所闡發出來的工夫理論,即呂氏所謂的“求中”之說,則深表不滿。從這個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到,朱子之注經,一則要做最大程度上與經典文本保持一致,這可認爲是“學”的層面;同時又要透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來建構一個能夠安頓人生、指導實踐的義理系統,這可以
2、認爲是“道”的層面。朱子受呂氏之影響者,更多表現爲前者。但對朱子來說,經典詮釋決不能與其總體上的義理系統相違背,只要是與“道”這一層面相衝突的,朱子就堅決予以清算。朱子之深非呂氏“求中”之說,其用心即在於此。關鍵詞:朱子呂大臨《中庸》、引言對《中庸》的詮釋,是朱子(晦庵,1130—1200)《四書》詮釋工作的一重要環節。在朱子一生中,先後作《中庸章句》、《中庸或問》,刪定《中庸輯略》,並留下了三大卷與門人研討《中庸》的語錄,自有《中庸》以來,在對《中庸》的詮釋史上,朱子可說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集大成者。在宋之前,對《中庸》之研宄,除了傳統的鄭注孔疏之外,鮮有有影響的作品流傳。[1]北宋初
3、年,習《中庸》之學始成一時風尚,[2]而北宋中期隨著道學運動之興起,《中庸》更是備受關注,二程子及程門諸高弟多有論釋《中庸》的著作或語錄,如朱子說: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3]在朱子看來,這是一次真正
4、革命性的變化,長期以來,二氏借《中庸》之名而說異端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直到二程夫子出,才得以紹子思、孟子以來“千載不傳之緒”。[4]在《中庸》之詮釋史上,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傳統,或者說是一個新的詮釋視域,朱子全部對《中庸》的詮釋工作,可說就在這樣一個新的詮釋視域中展開。因此,如何繼承與發揚北宋諸子的學術遺産,遂成爲朱子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乾道年間,朱子友人石子重彙集北宋諸子之《中庸》疏解成《中庸集解》二卷,朱子對此頗爲重視。據束景南先生放證,朱子其間多與石氏商量討論,助成其事,[5]並爲之序。該書對北宋以來道學家研宄《中庸》之成果,“採掇無遺”而又“謹密詳審”[6],故朱子在
5、<中庸集解序〉中稱,是篇之成不但有助於學者“敌其異而會其同”,更重要的是,“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說詳矣”。[7]由此亦可看出,朱子實希望能通過對北宋諸說的放異會同以到達聖門傳授之微言大義,所謂“行遠自邇,昇高自卑”之意。[8]但是,隨著他研究的不斷深入,他越來越對北宋諸說,特別是程門諸子對《中庸》的疏釋有所不滿,僅在序定《中庸集解》之後的四年,朱子在序《中庸章句》時,[9]對石氏所輯錄的程門《中庸》說的評價就與<中庸集解序〉中所說的迥然有異: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6、。[10]在朱子看來,《中庸集解》所輯諸先生的學說雖不失有可取之處,但對於進一步發明聖學來說還是不能令人滿意,不但程門弟子多有違背師說之處,就是二程的語錄,在經其門人轉手之後,也難以表達出應有的精微之義,因此,有重新詮釋《中庸》之必要性。而這項工作的展開,首先要作的,則是要對前人的工作來一番清理。《語類》卷六二載: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11]正因爲如此,朱子在作《中庸章句》以闡明其一家之說的同時,將原先石子重的《集解》進行刪略,成《中庸輯略》一卷,同時又作《中庸或
7、問》二卷,以記其辯論取舍之意。長期以來,對朱注《中庸》之研究,學者多從《章句》正面入手,對《輯略》、《或問》學界似乎重視不足。然朱子亦曾教導其弟子,要進一步明了其義理,須“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12]如此,我們一則可以厘清朱子學說之淵源,以明學術之源流,二則可以更加明瞭朱子對《中庸》的詮釋取向與特色。本文討論朱子在對《中庸》詮釋過程中受呂與叔的影響及其對呂氏之批評,即是試圖從這一角度入手,以程門高弟呂大臨(與叔,1046-1092)作爲一個例證來放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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