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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2
《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标题台湾的失业大军的主力,也因此成了日后“二二八”事件中武力对抗的主力。小说结尾,彩凤与狗春在半夜突然被警察包围、追捕,其场面、声势,与以后诸多描写“二二八”的小说中军警抓人的情节几可混同。作为日据时期优秀的日语作家之一,吕赫若善以宛转之笔表达不平之声;光复后他努力学习汉语写作,却写出了《冬夜》这样充满压抑与焦虑的作品。因参与报纸编辑工作,吕赫若接触了台中的左翼人士,或许是一贯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使其思想萌生“左意”。“二二八”爆发时,吕赫若参加了台中的“革命”,并在其后的逃亡
2、中失踪。他追求人间公义与艺术之美的短暂生命,那几篇在语句语法上尚有不通之处的汉语作品,以及被后人反复揣测的思想转变(注:吕赫若的失踪成了历史之谜,可参见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版。吕赫若的文学道路与生平,可参见吕正惠《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皆收入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版。)以及吕淳钰《都会?田园!——吕赫若的东京经验与日语小说中对现代性的态度之考察》,《台湾文
3、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2004年1月。李乔以吕赫若的失踪写出小说《泰姆山记》,对其最后思想之转变做了富含现实政治意义的想象。),正是探索现代台湾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极好个案。二战结束初期的这些作品,为我们认识其时台湾复杂的社会状况、外省-本省之“族群矛盾”的历史源头、“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偶然与必然,提供了一个朴直的“回返”途径。1945年10月第一批大陆军民进入台湾,台湾有了“外省人”这一日后衍生出特殊政治、文化含义的称谓。在历史的这一瞬间,“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为“祖国”欢呼,却已然埋下了暌违已久、无暇熟悉,却必须在动乱中“无间相处”的
4、不安:一方是怀揣唐山故国,甫走出殖民地的“遗民”们的喜悦焕发,一方是背负着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的“新移民”的疲惫茫然;一方有在五十年日本殖民体制下逐渐安顺的民众,也有战后成为社会不安因素的大批“台籍日本兵”;一方有被延揽而来建设台湾的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许寿裳、李何林,也有被战争暴力摧毁了家园、某种程度上也摧毁了对道德与自我约束的信任的官兵。此外,更有嗅着铜钱气味而来的投机商人;一方无论上层士绅还是下层民众,普遍膨胀着殖民地时代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方则对台湾及其“殖民”历史或因无知、或为谋利而不无犹疑。此外,放眼内战阴云密布的大陆,“光复
5、”已然将台湾与之连接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台湾首任行政长官陈仪,虽曾抱着避免台湾卷入大陆战乱漩涡、以一整套自足的方案治理台湾的理想(注:陈仪治台的理想、具体措施及其得失,都因“二二八”与之后“通共”之罪而被历史抹去。对陈仪及其与“二二八”关系的研究在台湾近年才有开展,可参见王晓波编:《陈仪与二二八事件》,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孙彩霞:《陈仪与台湾》,《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2期;杨德山:《陈仪、汤恩伯反蒋内幕》,《
6、文史精华》,2000年第四期;张晰:《陈仪与汤恩伯》,《浙江档案》,2003年第六期;傅玉能:《“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派兵问题再探讨》,《史学集刊》2004年1月;白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论析》(1945.10—1947.4)等。),却无法自外于战争,无法挽回“接收”在本省人眼中滑落为“劫收”、“外省人”成为“阿山”,无法逆转民心已乱、山雨欲来的现实。 2、惊悸的春天:从台湾到大陆发表于1947年5月《文艺生活》上的小说《台湾岛上血和恨》(署名伯子),距离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之后,显然是亲历者的还在事件的激荡之中。虽是“血和恨”的叙述,以台
7、北失业工人福生作为线索,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有相当全面、理性地展示。尤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描写:福生的姑姑宝美和她的恋人吴诚夫。事件初起时,宝美和吴匆匆商量着:“组织的力量还薄弱,怕赶不上现实了!”当民众准备迎接“宣抚”时,他们虽意识到事情的危急并试图联合力量抵抗,但终究无力改变结局,于是逃往南方山区,决定以游击战和教育民众来图谋未来的活动。宝美和吴的形象单薄,尤其是从福生的视角看过去的吴诚夫,有一种不真诚和不庄重感,或许也暗示着左翼力量的弱小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事件当时,国民党当局认定、对众宣布的重要解释之
8、一,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和组织导致了“暴动”;事变后逃往香港的左翼人士发表的讲话、文章、回忆录中,一方面强调他们在事件中的积极行为,但亦承认其时力量薄弱,即使发动者也无法控制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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