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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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传统中国为帝制，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个单独的个人根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论法的精神》)，即便被公认是专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认识到纲纪法度，为治之本。然而，传统中国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法理型国家，学界也通常不把传统中国作为法治国家来对待。传统中国更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整顿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　　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

2、国与西方近代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被现代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重视德行考察。因此，传统中国的律法是从道德规范引申而来。总而言之，与西方道德与政治分离不同，传统中国是道德与政治合一的，这是理解传统中国官员的基本出发点。　　如

3、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下面以明代为例，说明言官系统的选任、职权，以及言官与朝政的关系。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三年(1380)，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4、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

5、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

6、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根据任期届满进行考核叫考满，分三年一考(初考)，六年一考(再考)，九年一考(通考)，同时还有六年一次的考察，称为京察，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伸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

7、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