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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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内容提要]：政治革命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专制政体向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转型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而柏克与梁启超是中西方大革命年代杰出的思想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革命风潮，两位思想家既不是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亦非顽固不化的守旧之徒。他们认同革命的目标——民主、自由等理念，但对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持审慎的态度；他们看到政治传统中不合时宜的专制因素，但也珍惜传统中的现代资源并认真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割不断的内在关联。当革命的尘埃渐渐落定，两位革命年代的智者所显示的过人的政治智慧愈发令人深省。　　　　[关键词]:柏克梁启超革命政治

2、保守主义　　　　历史上的革命年代总是与波澜壮阔、豪情万丈等相伴相生的，而审慎、冷峻、忠告等似乎注定与革命年代的主旋律不合。在革命大潮奔涌的年代，此种不和谐的声音也注定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然而，当革命退潮后，人们行走于受到革命狂潮冲刷过的沙滩蓦然回首时，惊叹地发现遗留下的闪亮之珠或许正是革命大潮时代智者发出的不和谐之音。　　　　柏克（1729-1797）和梁启超（1873-1929）虽然时空错位，但都是其所处时代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们经历过相当长的政治人生，且著述甚丰，涉猎广泛。在论辩严肃的政治话题时，他们具有过人的征服读者的能力。这

3、一方面因为他们舌若电光，娓娓而谈，鞭辟近里，直言无忌，虽然有时理智为情感所支配，却能免轻浮之俗；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强调要以经验或传统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柏氏乐道“经验曾教导过我们”，强调用经验来检验现实。“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所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梁启超动辄“历观中外史乘”，古今中外的史实或人物信手拈来，丝丝入扣，成为他回击政敌的盾牌。　　　　在革命年代，二人逆势而行。与其说他们是革命年代的积极行动者，不如说是革命年代的旁观者或深思者；他们参与甚至热衷于现实政治，但对暴力革命持审慎的态度。对

4、革命的反思或非议成全了他们政治预言家的美名，尤其是前者。柏克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诸多洞见与预言大多被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走势所证实。同样，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解与预言与革命后的中国历史的走势亦相差不大。　　　　在西方，柏克的保守主义始祖地位奠定于他晚年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对该革命的反思与预言，而梁启超的保守主义成形于他中年在辛亥革命前后对此次革命的观察与思考，然而，梁氏生前及生后因处于一个革命大潮持续高涨的年代而知音寥寥。　　　　一　　　　法国革命者颠覆君主制、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壮举，不仅震动了整个欧洲的王室，也使得欧洲社会出现了诸多骚动的迹

5、象。就连一向以政治稳定著称的大英帝国也不例外。就在法国革命爆发那年的11月4日，英国“革命协会”（RevolutionSociety）发表了英国著名的非国教牧师普莱斯（RichardPrice，1723-1791）博士的布道辞——《论爱国》（DiscourseontheLoveofourCountry）。普莱斯博士想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方法与英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不流血的1688年革命的原则和方法等同起来，以论证并赞美法国革命。柏克感到有必要澄清这一混淆，将这两个革命的原则和方法区别开来，遂挥笔写就了那本被吉本（EeluelSmil

6、es)的《自助论》，后者译自英国人穆勒(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　　　　3、标志着梁启超非议“卢梭——法国革命”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摄取自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德国政治保守主义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加藤有日本“德国学派之泰斗”美誉。平田东助留学德国，且受业于伯伦知理，将其师的《国民与国土》译成《国家论》在日本出版。　　　　面对五彩斑斓的西学，梁早在1902年便清楚地勾勒出英吉利格物派（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穷理派（欧陆理性主义）的思想谱系：前者有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后者有笛卡尔、斯宾诺沙、莱布

7、尼茨等。“及倍根兴，然后学问始归于实际，英人数百年来汲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学先实验后理论。”“笛卡尔以为断事理者，意识之事也；见事理者，智识之事也；意无涯而智有涯。……‘我能思故，是故有我’（我思故我在），以是为一切真理之基础。”“倍根与笛卡尔两派，自其外形论之，实两反对派也。甲倚于物，乙倚于心；甲以智识为外界经验之所得，乙以智识为精神本来之所有；甲以学术由感觉而生，乙以学术由思想而成。”　　　　梁氏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体悟与认同，当是其经过了一个对西学恶补后的消化与反刍及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思考与辨析的过程。同时，日本思想界对法国革命的态

8、度也不时提醒梁启超对“卢梭——法国大革命”持审慎的态度。法国革命之惨，“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　　　　结语　　　　作为革命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