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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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内容提要】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关键词】麴氏高昌;崇福寺;宁戎窟寺;回鹘座落在火焰山中木头沟河谷西岸绝壁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BezɛklikMiŋ&o

2、slash;j)(见图1),也便是敦煌写本《西州图经》[1]所载“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的“宁戎窟寺”,又称“宁戎寺”。麴氏高昌时期,该地以北地区归宁戎县领辖;西州时期属宁戎乡,归高昌县领辖。“宁戎”二字表明,该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人的聚居之地。1980年冬,文物工曾在千佛洞遗址发现一批木结构建筑物构件。经C14测定距今约1500年,意味着该洞窟寺院当开凿建造于5~6世纪。此外,还从第10、60号窟和最底层新发现的洞窟内出土一批古文

3、献。其中有一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高昌建昌五年(559年)的汉文残卷《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卷在一起[2],同样表明千佛洞至晚在6世纪中叶便已存在。该石窟群究竟始凿于何时,至今不详。柳洪亮先生推断:“约在麴氏高昌(499~640)时期。”[3]笔者赞同此说,但其时间跨度毕竟过于宽泛,故而拟结合高昌历史和出土文献作进一步探讨,并对相关史事试加考稽。一柏孜克里克石窟群现存洞窟编号83个。在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至少有20多窟绘有回鹘供养人像,属于回鹘洞窟[2]。除佛教洞窟外,另还有许多摩尼教洞窟[4]。该石窟群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亦更与麴

4、氏高昌与突厥语族群及印欧语族群间的文化交往密不可分。从西汉以降,高昌地区一直是汉语族群、突厥语族群和印欧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Oʁuz)居民为当地的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为Oʁuz的不同音译,东汉至南北朝时又以“八滑”之名见诸于《后汉书·西域传》、《梁书·裴子野传》、《梁书·诸夷传上》、《南史·裴子野传》、《南史·夷貊列传》等汉文史籍。直到8世纪时还见于《磨延啜碑》,作SɛkizOʁuz(八姓乌古斯)。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

5、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的AlqaBølyk部落[5]。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河。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6]乘机攻陷交河,其地并入高昌。约一千余家车师民众随车歇投奔车伊洛,寄居焉耆[7];而留在高昌境内的仍为数不少。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这些车姓居民均是其后裔。钤有西州都督府印鉴的唐开元廿二年(734年)《致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而66TAM50号墓出土麴氏王朝时期的“族谱三”中的“夫人车氏”及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妻

6、何端身”妇女雕像(“何端”是突厥语词χatun的音译,意为“可敦”、“夫人”),亦是突厥人与汉人通婚的具体例证。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和其他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40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8]。宝应元年(762

7、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9]。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据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10],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民一样为编户百姓。蕃汉聚居一地,互相通婚,必然导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北史·高昌传》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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