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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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对话贺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参加这个年会。根据会议的要求要我讲一讲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真正的专家是贾康（微博）先生，他在下面。我只能就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建议，我始终都认为财政税收主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要促进经济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那是货币的问题。应该利用财政和税收的杠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借这15分钟的机会我讲五个观点：第一，加强中央财力合理转移财力，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我们国家地域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转移到地方，转移到欠发达的地方，才有可能

2、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部分同志我跟他的观点不一样，有一部分人认为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的财力占比过大，地方的财力太小。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中央财力占比仍然是偏小的，许多国家中央财力占比在70%以上，有的国家像德国、英国甚至达到90%而我国目前中央的财力只有占了52%，我们主要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不是中央的财力占比太大，而是中央的财力保证的范围是什么？这个界定不很明确。转移的方法也不很科学，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央财力保障的范围究竟是什么。计算科学合理的转移系数，以一般性财政转移为主，让中央的财力转移到地方去，并且进入地方的

3、总的预算，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由中央负责的专项转移项目不能太多，这些专项转移应当由中央全额支付，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不搞地方配套，这样做到责权利分明，要杜绝跑步前进的现象。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财政支出的重点要真正地转向农村，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财力明显地增强，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始终是在城市。至此城乡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地扩大的。仅仅从城乡收入水平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年增加了46倍，2008年和1978年相比增加了46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35倍。二者的差距由1978年的2.5

4、7：1，扩大到了2008年的3.32：1。根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务性的债务初步统计是10.7万亿，而这10.7万亿当中60%以上用于城市的市政建设，数千万亿的土地收入几乎全部是用于城市的市政建设。2010年全国的财政总支出3.9万亿，“三农”、农村教育只占2.4万亿，仅占总财政支出的27%。现在绝大多数地级以上城市应该说都建设得很美、很漂亮，而农村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滞后很多，县级财政多数非常困难，连吃饭开支都不够，所以财政支出的重点必须切实转移到农村，才有可能逐渐地缩小城乡差距。我认为我们的城镇化思想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变，要把城镇化的重

5、心向下，让农民就近转移到城镇进行非农产业的就业，彻底改变几亿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困难的局面。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要认真地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扶植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的水平，促进低收入者增收。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我认为是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我认为，只要产品有市场、又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也就是说能吸收比较多的人就业，就要切实采取措施进行扶植。对于那些利润小的企业，政府可以对“四险一金”实行财政缴款，或者部分由财政缴款。“四险一金”由财政缴款或部分缴款，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6、又提高了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因为这“四险一金”是企业一半、个人一半，这也是欧洲国家实行过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没有区分这样的情况，没有具体地研究怎么样减税，那是“一刀切”的办法不可能实行的。第四，要大力压减“三公”经费的支出，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现在我们政府的奢靡之风我觉得太严重了，我认为实际发生“三公”经费比实际的可能要大得多。我们的预算约束太软弱了，许多问题都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实际的“三公”支出的。管理措施也太软了，在国内国外的定向的公费旅游应该说是很严重的，包括所谓的“红色旅游”，所谓的“爱国主义基地教育”，有很多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7、。与政府办公和接待有关的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也过分地奢华，应当强化预算约束，进一步减少“三公”支出。增强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经费保障，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到普通的老百姓，这是一项很具体也很细致的改革工作，但是我认为又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工作。第五，收入分配的差距，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我们比美国、俄国、印度都要大，仅仅比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小一点。占20%的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较，我们国家是10.7倍，美国8.4倍，印度4.9倍。这几个数字的比较应该可以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收入差

8、距太大了，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分配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地步），财政和税制应该是调节财税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