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红《王充新八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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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红《王充新八论》序一  我与邓红兄的友谊,从1978年3月开始,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开始,我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度过了半年的同学生活。当时,我与邓红兄同班、同寝室,关系应该较为近密。但由于性格不太一样,平时交流却不太多。他思路敏捷,活泼好动,尤其喜欢与人辩论。睡在我上铺的另一位同学吴遇,是著名史学家吴于仅先生的公子,口齿伶俐,也喜欢辩论。因而,每天晚上熄灯后,他俩总要就一些问题,辩论几十分钟才就寝。我当时就经常想:邓红兄真是学哲学的好材料,学历史实在是太委屈了。  半年后,我离开“七七级”,考取同系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虽然与邓红兄不再同班、

2、同寝室,但研究生宿舍和本科生宿舍距离很近,又在同一所食堂吃饭,仍能经常见面。198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1982年春,邓红兄也毕业了,分配到中共四川省党校工作。本以为南北悬隔,难以见面。没想到,几年后,大约是1987年初,邓红兄又突然来到北京,说是办手续,要东渡日本求学。当时,在北京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学,为邓红兄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算是为他壮行。此后,邓红兄一走就是七年,虽然不是音讯全无,但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直到1994年,他学成返乡(四川)探亲,途经北京,专程到沙滩红楼找我,我们才再次会面。记得我请他在沙滩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向我简单介

3、绍了七年来他在日本学习的情况。我得知他终于改以中国哲学史为专业,并在这个学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不禁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此后,邓红兄有机会经常回国,我们也有机会经常见面和聊天。当他告诉我,他的老师(町田三郎先生)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治先生时,我感到他确实学有师承,取得成绩并非偶然。这是因为,我较为了解金谷治先生,与金谷治先生一直保持很不寻常的忘年之谊。那是1984年,我受业师唐长孺先生嘱托,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初次发表了一篇关于《论语郑氏注》的研究论文[1]。当时中国开放未久,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金谷治先生也是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的大家,且曾发表、出

4、版不少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的论着[2]。金谷治先生读到我的文章,也许感到有些新意,写信给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了解我的情况。周一良先生将信转给了我。于是,我与金谷治先生有了书信往来。金谷治先生将他有关《论语郑氏注》的论着陆续寄赠给我,我也将收录新出《论语郑氏注》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至第九册)陆续寄赠给他。后来,我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撰成《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3],特别将金谷治先生的长文《郑玄と〈论语〉》译为中文收入其中[4]。金谷治先生也在一些论文中多次记述了他与我的友谊[5]。金谷治先生植学深厚,治学严谨,不仅享誉东瀛,而且蜚声中华。日本的学术界极

5、重师承。邓红兄作为金谷治先生的再传弟子,自然会因袭家法,光大门风。  2001年10月,我应邀访日,特别到九州的大分市看望邓红兄。他驱车带我畅游了别府的温泉,中津的福泽旧居,竹田的冈城遗址、泷廉太郎纪念馆,阿苏山的活火山口、阿苏神社,以及熊本的高千穗峡谷等名胜古迹。一路上,他不时向我提到他正在根据东汉王充的唯一著作《论衡》,撰写的新着《王充新八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2年8月,他的《王充新八论》终于完稿,并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他请我作序。我自然欣然同意。二  如所周知,关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自古至今,研究、评说者,可谓颇不乏人。但谈到观点,却是见仁

6、见智,多不相同。  关于王充其人,严格来说,记载并不很多。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论衡》卷三○《自纪篇》(全文见《王充新八论》的《总论王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同前)虽有一些新材料,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辑本)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但由于与《自纪篇》所述不太吻合,一直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譬如《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而《自纪篇》先云:  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

7、。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然后用了很多篇幅,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长大圣洁不染。是故,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  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卷九《序传》)。到了清代,指责者更多。惠栋(《后汉书补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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