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傅雷 译坛孤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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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傅雷译坛孤鹤作为翻译家，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一位严慈的父亲，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感动了数百万国内读者。他就是——傅雷。在傅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作协、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纪念座谈会；筹备达两年之久的、最大规模的傅雷纪念展“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

2、百年诞辰”也同期在国家图书馆展出，随后还将陆续在上海、南京、大连等地举办巡展。在隆重纪念傅雷之余，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翻译大家，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在“后傅雷”时代翻译何为？这些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有多少傅雷式的“真”可以重来？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金圣华看来，傅雷之所以在翻译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工作态度审慎严谨，准备功夫充分周详所致。而深谙父亲性情的傅聪则一语道出了傅雷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终其一生体现了一个“真”字。傅雷做人真，做学问真，处世真；“真”，成就了他，也最终把

3、他送上了不归路。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中，傅雷率真地发表了很多真诚的言论。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由此，他远在波兰的长子、钢琴家傅聪，背负“叛徒”的罪名，被迫出走英国。尽管经过多次浩劫，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活了下来。但“文革”刚刚开始，傅雷夫妇就选择了自杀，以死捍卫人格尊严。傅雷的“真”，在前辈学人中有口皆碑，一如他吝啬于对人的嘉许。作为一个翻译大家，正是这种品格的照射，使他的译着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回忆傅雷的一篇散文中，杨绛先生用简约的笔触，勾勒出了个性传神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

4、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的“真”性情在对待翻译问题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他总是对自己的译作一改再改，《高老头》改了三次，《约翰·克里斯朵夫》改了两次，这都是大的改动。说到具体的翻译，他一般要经过六道工序，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不仅如此，傅雷也不时做翻译批评，并为此得罪他人。在1954年北京召开的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他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他信手举了许多翻译谬误的例句，没料这份意见书大量印发

5、给与会的翻译者参考，结果触怒了许多人，他们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尽管，傅雷的批评在当时有苛责之嫌，以致之后不久钱钟书曾为此写信责备他。但在身兼翻译和责编的胡小跃看来，这种批评精神恰恰是当下翻译界所缺乏的，“就像优秀的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批评一样，翻译质量的提高，也需要翻译批评相伴相生。可惜的是，现在的翻译质量成了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翻译批评也跟着成了老虎的屁股，轻易不敢有人去摸了”。对翻译批评风气的败坏，有网友不禁发出如此慨叹:在文学翻译事业表面上看来如此发展和繁荣的今天，有多少傅雷式的“真”可以重来？傅雷的

6、翻译带来“影响的焦虑”？对傅雷文学翻译的成就，迄今为止，我们多肤浅地停留在对其技术层面的关注和探讨上。这是困扰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许钧多年的问题。近年来，围绕着傅雷这个人，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如此专注于翻译？他的翻译到底给中国、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什么？许钧赞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的说法: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必须研究傅雷这个人，研究傅雷所处的时代，和傅雷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他说:“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

7、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译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不是简单地把作品译介过来，是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紧密相联的，它唤起了读者对久违的英雄主义及对人间光明的追求。而解放后他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认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真和假，利于人们辨识能力的提高。”在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看来，傅雷的翻译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于它恰好验证了译事中的一条至理，那就是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

8、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译文本身就必须是文学作品，本身就必须具有文学性、艺术性，“傅雷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成为译事‘信、达、雅’的高水平实现者，特别是在译文表述的‘雅’上，在译本汉语之精炼、之优美上，傅雷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的高度。”傅雷因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