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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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与消解一、宪法条文与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　　我国宪法并未在公民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舆论监督权。所谓舆论监督权，其实是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宪法条文的语义推论出来的概念装置。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学术界普遍认为，结合这两个宪法条文的语义，舆论监督权概念便可以在宪法规范层面上提炼出来。对于舆论监督权的内涵，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保障公民和媒体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

2、权利，并且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　　也就是其外延要小于言论自由。本文认为，上述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并且存在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具体说明如下:第一，从宪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上看，舆论监督权的享有主体存在问题。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从《宪法》第41条的语义来看，中国公民才是批评、建议等权利的享有主体。而按照《宪法》第33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是指有中国国籍的个体自然人。这就意味着，作为职业组织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成为舆论监督权的主体，或者说不能得到《宪法》第41条的保障。这一论断与舆论监督现

3、实以及人们的日常观念明显抵触。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媒体是舆论监督权的主体，那么又会与宪法条文的语义相悖。第二，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的对象也有疑问。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例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33条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但是，在《宪法》第27条和《宪法》第41条中，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来说，国家机关不是党组织(《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列举的国家机关就没有党组织)。　　由此而论

4、，党员干部群体就不是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或者说，他们不在舆论监督权的对象范围之内。显然，此种论断不符合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中共中央历来关于舆论监督的基本主张。由上可知，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概念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法理悖论，从而无法实现逻辑上的自洽。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我们不可像对待普通法律(laasauthority)的政治主权者代表，其作为国家的根本领导力量，拥有政治决策权或曰主权性权力。周雪光教授也指出，党的奇理斯玛权威建立在领导力量的超凡禀赋与民众追随响应之基础上，因此其具有超越官僚制常规过

5、程、直接面向民众决策的能动性。其次，由于党政权力运行逻辑不同，中国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常规治理模式主要诉诸于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某些地方公权力有集权和自利的倾向，常规治理模式时常失效，甚至无法预防集体腐败现象。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执政党经常采取纪委巡视审查、开展整风运动等各种非常规治理手段。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也是其中一种方式。正如孙五三教授所言，舆论监督可以实现超(官僚制)程序运作，因此其实质上是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术。瑏瑧让我们将舆论监督权概念置于上述理论背景。　　结合《宪法》第41条与《宪法》第27条来看，

6、舆论监督权概念其实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主张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其次是要求国家回应公民意见。其内在逻辑用公式表示就是:公民表达意见(《宪法》第41条)国家机关回应(《宪法》第27条)。然而，在《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非常严格，相互之间并不主动制约。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意见的回应，往往无法通过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实现，只能是取决于上级党组织决断。由此来看，舆论监督权其实是执政党的主权权力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上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型治权。但是，只有公民表达权付诸实现，舆论监督实践才会成为可能。因此，舆论监督权就是一种嵌

7、入了宪法权利的权威型治权。换言之，它具有宪法权利和人民主权的双重属性!这正是舆论监督权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我们用图1来表示其基本内容。图1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与真实含义在澄清了舆论监督权概念的真实含义后，我们便可以通过目的解释来祛除它面临的法理悖论。综合前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宪法》第41条和《宪法》第27条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从而增强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但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决策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必不可缺，而职业化媒体是互联X难以取代的信息沟通平台。因此媒体和普通公民都应该是舆论监督权的权利主体。按照这样的理解，舆论监督

8、权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