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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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近年常常因为新闻媒体或互联网、出版物揭露了某些地方党政官员的丑闻恶行，就被其以侵犯名誉权或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为由，派公安人员跨省抓捕批评人、检举人。如辽宁某县公安干警到北京拘捕《法制日报》记者，河南灵宝警方到千里外的上海抓捕王帅。最近又发生"渭南书案"--陕西警方到北京抓捕揭露三门峡移民贪腐现象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下，已被取保释放）。前些年甚至有深圳某基层法院作为原告，以某杂志报道其判案不公、存在"猫腻"为由，起诉报社侵犯其名誉权。这在发达的法治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些

2、事件涉及越权、侵权等违反法制程序和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实质权利问题，本文暂置不论，现单就侵犯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和官员的监督权问题，说说如何看待公民、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同被批评、曝光的党政官员的所谓"名誉权"的"矛盾"。我认为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关系问题。　　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是公法关系　　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上，应当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当为权利主体服务并受其监督。这个主从关系不能颠倒。在公民和媒体行使舆论监

3、督权利过程中，党政机关与官员更要坚守这一原则。公民和媒体在行使新闻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时，固然应当力求真实、准确；但是，对官员和党政机关而言，则首先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批评明显失实，也完全可以运用信息发布平台，作适当的澄清。作为公权力者，政府和官员本是处于强势地位，公民（包括媒体及其记者）一般是弱者，从政治伦理上说，按照"保护弱者"的宪政原则，法院在审判中也应加以区别对待，以有利于对官员的权力制约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与官员的批评，即使有

4、些失实，官员也应当有宽容的雅量。何至一见批评就抓捕或诉诸法院？　　问题更在于，从法理上说，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与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不应看做私人之间或私权利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应看做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冲突。这里，私权利是指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公权利则特指公民与媒体的政治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即不应简单地归于民事纠纷的私法范畴，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公法关系。　　在专制国家，臣民批评官家，常被视为"犯上"、"大逆不道"。

5、这种遗风流传下来，在我国曾经长期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更将它定为"恶毒攻击罪"。　　新时期我国宪法已确认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规定被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3　　在民主法治国家，官员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其执行公务因而享有的权威与名誉，也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批评监督，从根本上说，也旨在维护公权力的集体权威与名誉。人民也可以撤销其授予政府的权力，收回对他们在公职上的"名誉"的信任（即所谓"公信力"）。因而，面对人民群众对官员或官方

6、执行公务中的失职或不法行为的批评监督，后者的主要职责是平等对话，接受质询与批评，正确的虚心改正，不实的加以解释，而不是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公民在行使批评监督这一公权利时，不慎有失实之处，也应享有免责权。　　再则，官员作为人民的仆人，对主人应抱谦恭、克制与宽容的态度。这在法国《公务员总章程》中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因职业上的特殊需要，其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度，比一般公民要受更多的限制。公民针对官员与官方的公务行为的批评，应当比针对其私人行为有更多的保障。　　即使批评、检举事涉官员个人私生活乃至个人隐私，有失实之处而伤害了

7、官员的私人名誉，其受责程度也应比一般公民私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为轻。因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公务活动固然应当公开化，其个人隐私权也应比一般公民小。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待美国一位州长来访，他谈及某报因揭批某明星隐私，涉嫌诽谤，被判罚款200万美元；而批评某州长涉及其个人隐私（非公务行为）时严重失实，有损其名誉，法院却只象征性地判处罚款1美元。理由是如果批评官员受重罚，以后谁还敢批评政府？　　政府及其官员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至于政府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提起名誉权的诉讼？在美国，从未给予政府机构以私法上的名誉诉权。192

8、3年芝加哥市政府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它在证券市场上的信誉，州最高法院判决说："这一国家的任何最高法院从未认为或表明，对诽谤政府言论的控诉在美国法律中有一席之地。"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更进而宣布：诽谤政府的言论不能作为政府的制裁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曾公布《关于在报刊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