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宪政文化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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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宪政文化浅析摘要：中国的宪政建设是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和移植吸收西方宪政的价值基础上的，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政文化有着其独自的特点。对于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先哲们都是在重重矛盾中摸索前行的，他们进行过多种宪政模式的建设，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如何把握外在形式和内在价值，并结合本国国情去理解宪政文化，从而实现对其真正的认同感，对于当代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反思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1-0140-02作者简介：陈梦(1990

2、-)，女，汉族，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宄方向：法律史。一、近代中国的宪政理念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而是与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仅是西方发达的原因，也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价值主义的宪政观。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政价值首先是民族主义，其首要目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在西方，宪法的哲学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其基

3、本价值在于通过规制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借以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然而，在近代中国，宪法的基本观念是国家主义，其初衷不在于支持个人自由或民主政治，而旨在求强、求富。中国知识分子求强求富的民主宪政方案，影响了其对西方宪政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以致在传播宪政思想时都不同程度地篡改了民主宪政的精义。二、近代中国的“西宪东渐”及反思（一）宪政文化引入中国的近代历程在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灾难，有识之士开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寻求出路。由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变

4、策略，由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经世致用的思潮转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从经世致用的儒家经世学出发首次把“师夷制夷”方略付诸于行动，开始发展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实业救国，但是最终失败了。此后，师学西方宪政体制成为了“师夷制夷”的主导方向，王韬、郑观应提出了更新的“借法自强”方案：君民共主思想。这时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实现国富民强。这是他们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也是他们不能掌握西方宪政价值的根源。但是王韬、郑观应等人革新政治，开始走到中国宪政思想的边缘，为中国近代的宪政思

5、潮勃发积奠定基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迫使国人开始觉醒，这些觉醒的有志之士要求进行专制政体的改革，同时将西方“民权”的思想引入，作为反抗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因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是和专制主义政治孪生的，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专制不破，国家不兴。同时，康有为一直坚持其“三世”循序进化理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平等。梁启超则认为宪法既是宪政的旗帜和标志，也是国家权力、法度的合法来源。总之兴民权、设议院是梁启超振兴中华的主要途径，并希望中国以此来实现富强。但他

6、们所主张的国家富强之道，是对宪政价值的误读。这种政治诉求是带有明显的实用工具主义的理论色彩的。对于宪政理念和宪政价值的理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仍然停留在用宪政实现国家富强的框架内。在孙中山的宪政方案中，最重要的是权能区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的军权等学说。他希望把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手中，并由政府直接治理全国事务。这样，人民就有了直接的民权，政府又有了权能，国家必然富强。但受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孙中山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革命者一直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的宪政实

7、施方案。后辛亥革命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战乱不仅摧毁了宪政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还用专制与武力绞杀了宪政的最为基本的保障人权的价值观念。这一切引发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对于专制权力憎恨的起点，摒弃一切传统观念砸烂传统中国的一切信仰价值，启发国民的科学与民主觉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真正推行国民参与的民主宪政。但这一矫枉过正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宪政在传统中国的兼容性问题，相反，一味地批判传统文化使得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目标在于求强、求富、救亡，而宪政的要

8、义却在于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借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宪政价值的误读就注定了，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将充满波折。（二）近代宪政文化的缺失及反思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由于缺少西方宪政文化的基础，因此充满波折。其失败的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宪政建设的进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居于主导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