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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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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悟空原型或为印度神猴 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片名中的“归来”一层意思是指沉默多年的孙大圣重归人们视野,借用“归来”的语境,我们今天要追根溯源,从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层面关注下孙大圣到底从哪儿“归来”。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在本世纪之初,胡适就曾经提出过孙悟空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观点。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在现实世界里,对于孙悟空的“原型”也有不同意见:敦煌的以西天取经为题材的壁画中,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在史书中还记载了唐朝一位叫悟空的和尚,他还参与过佛经的翻译。 孙悟空原型之争至今也无定论,但“孙悟空”的侠义形象影响
2、了一代代中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争论 孙悟空原型是神猴哈奴曼 动画片《大圣归来》,让“美猴王”孙悟空再次成为眼下的热门话题。谈到“归来”,不妨也谈谈孙大圣的原型来自哪儿?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久前曾在学术圈引起争议。争议源于5月份在广东举行的一次柬埔寨古代文物展,在这次展览上,“孙悟空原型是古印度经典《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话题再度被提起,这一争论甚至还波及到了在西安举办的古印度彩陶展,彩陶展上展出了几件被认为是哈奴曼陶俑的展品。 有文章借此分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博览群书
3、、善于收集野史秘闻的吴承恩来说,在撰写《西游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借鉴了《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形象。” “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哈奴曼”先不讨论,单从文章提到“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的说法,显然不准确。《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梵语叙事史诗之一,主要讲述了王子罗摩被老王妃放逐,妻子悉多也被魔王劫去,多亏群猴相助,夫妻团圆,恢复了王位的故事。 《罗摩衍那》是婆罗门教文化经典,其中主角罗摩是婆罗门教主神毗湿奴的化身,帮助罗摩王子摆平坎坷的神猴自然也是婆罗门文化中的神猴。 佛教与婆罗门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谱系,其中的故事和形象
4、一般是不兼容的。因此,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推及到神猴哈奴曼形象也在中国传播,是很难讲通的。由此可见,《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故事是否在我国的民间普遍流传并被吴承恩收集到,就值得存疑。 当然,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哈奴曼的故事在中国就一点声息都没有。《西游记》是吴承恩写成的小说作品,是在话本基础上的改造与再创作。“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南宋时就以话本的形式存在,现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词话》便是南宋人使用的话本。它主要讲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的故事。话本不仅把取经的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还把故事的主角转为猴行者。书里还有深沙神的角色,显然是沙和尚的形象,而猪八
5、戒的形象尚未出现。 到了元代,逐渐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这从《永乐大典》中引叙的《西游记》的书名可以推断。金院本和元杂剧中也有唐三藏和西游记的剧目,这都是吴承恩再创作的蓝本。 南宋与元是海上丝路大开放的时代,中国与印度及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来往频繁。此时,印度婆罗门教在公元八九世纪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改称印度教,而佛教中心已经向东转移。在中国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业文化往来中,神猴的故事也多少会在民间流传起来。 泉州著名的开元寺西塔上就有猴行者的浮雕,敦煌榆林窟宋代壁画也有猴行者,而当时吴承恩的《西游记》并没有诞生。另外,在小乘佛教流行的东南亚地区,今天
6、还能看到许多印度教的寺庙遗址,如著名的佛教遗址吴哥或柬埔寨的文化遗产里,还有神猴哈奴曼,这些都说明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丛生性。 我们目前确实没有孙悟空来自神猴哈奴曼的直接线索,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并非凭空而来。哈奴曼大闹无忧园与孙悟空大闹天宫有相似之处,只是背景发生了变化,后者直接演化为与神权、君权的斗争。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大闹龙宫的战利品,可以倏忽变大,倏忽变小,甚至细小到可以放在猴耳朵里,这是《西游记》的动人之处,也是一种创新与创造,是哈奴曼身上所没有的神奇,因此并不能因为有了印度哈奴曼的故事在前,就降低了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的魅力与分量。我个人反而认为,孙悟空的魅力更胜一筹。
7、钩沉 胡适与鲁迅关于孙悟空原型之争 孙悟空的原型是否为哈奴曼,其实早有争论,这个争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广泛提及。1923年,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里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照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史学大家陈寅恪、郑振铎和季羡林都认同此说。 但胡适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反对,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再次提出他在《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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