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的治史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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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仓修良的治史历程一、序　言　　本文论述跨越中国近现代历程的一位学者——仓修良〔1〕——的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成果。通过他个人的治史历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可信赖的史学精神和方法，而且可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动向。　　仓修良专攻中国史学史，其中尤其专注于清代历史理论家章学诚〔2〕的历史学和方志学；此外，他还是一位用历史眼光来评价浩繁的文献的历史文献学家。中国史学史虽是仓先生在大学教学过程中较晚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却成了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章学诚的历史学和方志学，做出了许多研究业绩，在近现代中国国内章学诚研究中发挥

2、了领先的、核心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本文首先考察一下仓先生在治史的过程中，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并且通过他的史学史研究成果，来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次，考察他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以及方志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和它的地位。再次，通过考察他对章学诚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探讨章学诚的为人和学问的魅力。最后，略述一下他在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年前，笔者曾作为交流教授在浙江大学工作，与仓先生进行学术交流时，对仓先生的口述作了整理。本文即以他的口述内容为中心，用论文的体系整理而成的。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仓

3、先生于1958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前身）本科毕业，不久即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教书，那时他担任的科目是“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1961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决定新开设一门“（中国）史学史”课程，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仓先生。当时高等教育部的规定中，综合大学历史系都要开设史学史课。接到任务的仓先生感到很为难。事实上，他在大学里就没能学习史学史这门课。他的指导教授黎子耀先生主攻两汉史，他的家学也没给他这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史学史方面，他和任何人都没有师承关系。　　仓先生接受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的任务以后，听说当时白寿彝教授〔3〕正好在北京师范

4、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他想去北师大听讲，哪怕只有一个学期也好。于是，他向系领导们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而当时去外地或别的学校进修的人很多，进修的时间也一般为3年。他提出外出研修一个学期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对此，他无法接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在学科上做出成绩。黎子耀先生从两个方面给他以教导，让他深受感动。第一，黎先生在授课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擅长于谈论自己独有的观点和见解。第二点，黎先生给他提出了一个读书的要求：一年之内，用上课之外的时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子、集3部通读，史部精读并对要点部分

5、加以整理。实际上，黎先生这是把治学的捷径和方法教给了他。此后，仓先生读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老师的用心才大为醒悟。因为王鸣盛在书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4〕他还说：“目录之说，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5〕以后，黎先生又要求仓先生翻阅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宋代全部的宋人文集，凡和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要做索引。黎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础的、必需的方法，是以后做学问的基本功。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仓先生逐渐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本是史学

6、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门“旁支学问”。进一步对章学诚的学问进行深入研究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还是著名的方志家，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浙东史学的殿军。”这样章学诚就成了仓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1962年初，仓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章学诚与方志学》的论文。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出现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仓先生的上述论文成了编写者必读的文章，到处被翻印。1964年下半年，学术界风云突变。当时全国正在搞“四清运动”〔6〕。大学的师生们也都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而参加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清理。

7、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仓先生成了清理的主要对象，受到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批判。当时给他定的罪名是：“一天到晚写文章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　　原来，仓先生喜欢和一些元老教授探讨学问，这些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系，还有中文系乃至校外的元老们。例如，他常常向陈布雷先生的弟弟陈训慈先生和夏定棫先生等请教。而每当上海的谭其骧先生来杭州，或者仓先生去上海时，仓先生一定拜访谭老，向他虚心求教。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说仓先生反对毛泽东思想呢？话得从1963年5月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文章题目是《

8、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其中有如下内容：　　正因为他考订精详，故书中有些记载，竟比经过实地考察所得结论来得正确。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以实地调查考察而著称，西南诸川的源流，他就曾实地进行考察，他却没有能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