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主体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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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忧患意识与主体觉悟论文关键词：道德主体忧患意识儒家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产生于殷周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走向自觉。直面苦难的责任感和“天人一体”的悲情，转变成“穷变通久”的誓愿，是忧患意识嬗变为道德理想的关键。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引发的是一个道德秩序，即在“天命”、“天道”的层层下贯中．“敬德”、“明德”使人最后在自己的真正主体中实现自我肯定。一、忧患意识探源“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优也，从心。”有优患、担优、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

2、把“患”解释为优虑、灾患、忧患、疾病等。“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川《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优患，而死于安乐也。”Lzl“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优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优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

3、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优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r(3120-21徐复观把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殷周时期，认为优患意识是源自对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深刻反省，是主体意识自觉的雏形。“从上古到夏商周三代，原始宗教始终是中国社会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形态，它凭借其祭祀与卜盆的形式而彰显了天帝鬼神地位的至高无上性;人却因此而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因此放弃自己的责任，凭借外在的神为自己作决定。这时人还没有优患意识，只有恐俱。但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演进，人们的思想里渐渐萌生出一种隐动:

4、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天时的顺逆。‑[3]28一一一这一束从原始宗教的迷信中透射出的人文精神的微光，在历史隧道的穿越中逐渐明亮。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帛陶漠》)的深层感慨，到“民，神之主也”的石破天惊，“天”、“神”的地位在不断地下降，曾经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天人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从而衍生出了华夏先民最初的忧患意识:曾经完全由天、神担负的责任，现在该由谁来承担?凡人能否担此大任?又该如何担此大任?这一彰显人文精神，“有了人的自觉”的忧患意识，最终促使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断进行反思和审视。而随着“天”、“

5、神”地位的下降，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君王如果以个人的欲念统治天下，则他的地位终将难保，因此商汤伐莱、武王伐封便成为民之所顺、理之所趋。殷商灭亡后，武王并没有陶醉于诸侯归顺和君临天下的显耀，而是忧患于天下兴亡、吉凶成败的循环，祈望能在天人之间觅得一座理想的桥梁，使天下继续和谐地运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惧的精神整饰自己的行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爱民之上”，并且“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s’[3R3二、忧患意识彭显偏家道德主体的资任意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认为:“

6、中国哲学注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优患意识特别强烈，由这种忧患意识便可以产生道德意识。;[4111-12忧患并不是祀人忧天，更不是患得患失，“君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我们以《周易》为例，加以分析。《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封之事邪?”可见，《周易》的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具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上》又描述上天之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其忧”。这正是程颖常说的“天地无心

7、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上天在“无心”中(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成就万物，当然没有“圣人”的忧患，可是“圣人”不能容许自己“无心”。“圣人”所遗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形成悲天悯人的观念。悲悯是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悲悯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儒家正是基于这种悲悯之情，积极人世，参赞天地的化育，使“天地位”，使“万物育”。如果儒家这种忧患意识只是无穷无尽的悲痛、伤感，就会造成个体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从而无法参透生命，悟得天机，人类道德所彰显的精神理想也就无法提升

8、，“天人合德”、“赞化育”的理想亦无法实现。因此，当儒家的忧患意识产生悲悯之情以后，其关键就在于还要生出承担苦痛的责任感。“思天下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