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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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触发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激情，首先是来自对目前文学史价值观念混乱的不满。同时，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深深地感到因为没有一部好的文学史教材而误人子弟的内疚。首先遭遇的就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科研领域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真正学理上的清算，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精神还没有得以真正渗透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许多大学的教学还在沿用着二十多年前的旧教材；而

2、另一方面，更新一代的学者和一些当代文学史的治史者们却又以令人惊愕的姿态，从“新左派”和“后现代”的视角来礼赞“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了。当文学史在这个时代里被虚假的“解构”和被纷乱的“多元化”的学术背景搞得无所适从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尤其是作为一部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若能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一个自由而开放地以现代意识认识文学历史的窗口，给他们一把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尺，便是我们着意编写这部文学史的莫大欣慰了。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严

3、峻问题就是：如何确立文学史的价值体系；如何从学理和教科书的角度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体例规范；如何在重新发掘与整合文本资料时实现历史叙事的还原与创新；如何用新的且较为恒定的审美意识去解决当代文学史50年中对文学作品分析的错位性诠释，等等，这些难题都是我们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杜威说过：“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1](P235)然而，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一句抵挡与攻击一切客观价值规范的盾和剑时，近些年所谓“

4、重写文学史”便十分随意与轻率，文学史就在“多元化”的幌子下变得十分无序而可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完成一部新的文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呢？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段距离我们很近而又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我们不仅是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撰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也是文学史的产物，“因此，撰写历史既是创造历史，也是被历史造就”[2]。用历史辩证的眼光来叙写文学史，是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历史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清醒意识到我们自身也要被历史所制约、被历史所“造就

5、”。而我们在肯定治史者主体观念的更新时，恐怕不能将一切反历史、反文化、反人性的“新思维”带进历史的叙述；只有坚守住人类进步意义上人性化的文化道德底线，文学史才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谓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都包含着巨大人性的内涵，而那种超越国度、超越阶级的人类共通的人性与审美底线可能是我们审察和衡量文学史不变的内在视角与标准。因此，在这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们倡扬的是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以及发挥其内涵的最大认知效应。我们深知在又一次“经典化”的过程中自

6、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试图以谨慎的人文科学的态度来治史。我们也深知以人性的标准去治史的不易，就像米尔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我们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3]我们认为，一些学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他们在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并借助某些外来理论来还原历史文化和文学语境，而这种“陌生感”给他们带来的所谓审美的新鲜和刺激，使他们在重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定位时，采用的是“否定之否

7、定”的简单的逻辑推理。他们试图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一次终极的褒扬，这种褒扬首先是建立在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艺术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肯定的基础上。尤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竟然能够用西方后现代的艺术理论在反现代、反人性的“革命样板戏”中发现一种巨大的现代性元素，竟然也可以大肆宣扬“红色经典”的“革命性”主体内容。当然，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种种复杂的生成因素，乃至“新时期文学”中的诸多值得深刻思考的文学现象，我们都应该作出合理的历

8、史解释和评价。但我们认为，那种忽略了具体历史语境中强大的以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意识为主体的特殊性，忽略了那时文学作品巨大的政治社会属性与人文精神被颠覆、现代化追求被阻断的历史内涵，而只把文本当作一个脱离了社会时空的、仅仅只有自然意义的单细胞来进行所谓审美解剖，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客观审美态度。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些离当时历史语境和人性化的历史要求甚远的误读，会在变形的“经典化”过程中造成新一轮的文学史真相的颠覆。这种颠覆将误导学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注入新的毒素。也正是因为我们充分地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