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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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触发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激情，首先是来自对目前文学史价值观　念混乱的不满。同时，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深深地感到因为没有一部好的文学史教材　而误人子弟的内疚。　　首先遭遇的就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出乎我们意料之　外的是，一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科研领域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　学”中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真正学理上的清算，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精神还没有　得以真正渗透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许多大学的教学还在沿用着二十多年前的　旧教材；而另一方面，更新一代的学者和一些当代文学史的治史者们却又以令人惊愕的　姿态，从“新

2、左派”和“后现代”的视角来礼赞“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红　色经典”了。当文学史在这个时代里被虚假的“解构”和被纷乱的“多元化”的学术背　景搞得无所适从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　与正名。尤其是作为一部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若能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一个自　由而开放地以现代意识认识文学历史的窗口，给他们一把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尺，便是我　们着意编写这部文学史的莫大欣慰了。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如何确立文学史的价值体系；如何从学理和教　科书的角度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体例规范；如何在重新发掘与整合文本资料时实现历史　叙事的还原与创新；如何用新的

3、且较为恒定的审美意识去解决当代文学史50年中对文学　作品分析的错位性诠释，等等，这些难题都是我们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　　杜威说过：“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　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1](P235)然而，当克罗齐的“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一句抵挡与攻击一切客观价值规范的盾和剑时，近些年所谓“重　写文学史”便十分随意与轻率，文学史就在“多元化”的幌子下变得十分无序而可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完成一部新的文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呢?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段距离我们很近而又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我们不仅是这段历　史的

4、叙述者，而且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撰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　本身也是文学史的产物，“因此，撰写历史既是创造历史，也是被历史造就”[2]。用　历史辩证的眼光来叙写文学史，是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历史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清醒意识　到我们自身也要被历史所制约、被历史所“造就”。而我们在肯定治史者主体观念的更　新时，恐怕不能将一切反历史、反文化、反人性的“新思维”带进历史的叙述；只有坚　守住人类进步意义上人性化的文化道德底线，文学史才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所谓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都包含着巨大人性的内涵，而那种超越国度、超越阶级的　人类共通的人性与审美底线可能是我们审察和衡量文学史不变

5、的内在视角与标准。因此　，在这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们倡扬的是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去追　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以及发挥其内涵的最大认知效应。我们深知在又一次“经典化　”的过程中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试图以谨慎的人文科学的态度来治史。我们也　深知以人性的标准去治史的不易，就像米尔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我　们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　的局限和含义。”[3]　　我们认为，一些学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他们在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　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并借助某些外来理论来还原历史文化和　文学

6、语境，而这种“陌生感”给他们带来的所谓审美的新鲜和刺激，使他们在重新为中　国当代文学史定位时，采用的是“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推理。他们试图从历史虚　无主义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　行一次终极的褒扬，这种褒扬首先是建立在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艺术的“重新发现”和　重新肯定的基础上。尤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竟然能够用西方后现代的艺术理论在反现　代、反人性的“革命样板戏”中发现一种巨大的现代性元素，竟然也可以大肆宣扬“红　色经典”的“革命性”主体内容。当然，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种种复杂　的生成因素，乃至“新时期文学”中的诸多值得深刻思考的文学

7、现象，我们都应该作出　合理的历史解释和评价。但我们认为，那种忽略了具体历史语境中强大的以封建专制主　义文化意识为主体的特殊性，忽略了那时文学作品巨大的政治社会属性与人文精神被颠　覆、现代化追求被阻断的历史内涵，而只把文本当作一个脱离了社会时空的、仅仅只有　自然意义的单细胞来进行所谓审美解剖，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客观审美态度。我们所　担心的是这些离当时历史语境和人性化的历史要求甚远的误读，会在变形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