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戏剧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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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翼戏剧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再思考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文艺大众化”思潮的高潮之一,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戏剧也从理论、创作、演出等各个方面实践着“文艺大众化”思潮。在充分肯定左翼戏剧“大众化”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看到左翼戏剧在“文艺大众化实践”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左翼戏剧“文艺大众化”政治文学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themasses)一词本身就具有正反两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用来表达‘多头群众’(many

2、heads)或是‘乌合之众’(mob),指的是低下的、无知的与不稳定的。而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一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被当成一个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二十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高潮。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明确提出“大众”不是“全民”,是新兴阶级的大众。1931年11月“文学的大众化”在“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被明确提出。大众文艺的形式体裁问题成了当时讨论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用新的内容注入旧的形式或者用新的描写方法改造旧形式;二是根

3、据大众的文化水平运用其所爱好的体裁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主张新的文艺应该有新的形式。  这种思潮也强烈地冲击到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戏剧,不仅表现在戏剧理论的探讨和演剧的大众化实践,对剧本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中国第一个左翼剧团“艺术剧社”在上海成立,倡导“普罗列塔利亚演剧”并开展了实际的演出活动。随后,以田汉为代表的上海戏剧界人士纷纷转向,投入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阵线。1930年上半年,艺术剧社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将《爱与死的角逐》、《梁上君子》等西方左翼戏剧介绍到中国。由于左翼戏剧运动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是武器

4、的艺术、斗争的艺术,因此这一时期左翼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大都以工人、农民为主人公,着重表现他们的革命斗争,及时、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重大政治事件。如冯乃超、袭冰庐写的反映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独幕剧《阿珍》,适夷创作的表现人民抗日反帝斗争的《S.O.S》,等等。左翼戏剧的演出体制同样体现了它的“群众性”和“集体性”:“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取本联盟独立表演,辅助工友表演,或本联盟与工友联合表演三种方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2]  三十年代前期的左翼戏剧大众化运动主要在戏剧题材、结构的与时俱进,以及对于国外戏剧和传统戏剧戏曲的借鉴传承上取得

5、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样也遭遇了挫折。“大众化”要求从剧本内容、演出形式上尽可能地贴近大众,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受众,很多戏剧都必须在流动的舞台上演出,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的演出形式与剧本创作,大多数演出的剧目都是独幕剧,富有戏剧性的剧本的缺乏,演出艺术的乏善可陈,使得戏剧演出屡屡沦为在舞台上喊口号然后带动观众一同喊起口号的表演,这些看似成功的“政治宣传”效果实际上与娱乐并无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街头游行罢了。过度看重戏剧的宣传效果而忽视了艺术技巧,一方面确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要求,但其实也是“大众化”的先天缺陷所致:当“民众”逐渐转化为

6、“大众”,戏剧创和观众的阶级划分也悄然生成,创被要求成为一个集体,个性被共性所淹没,人物成为群像的展示,成为符号。而作为观众的“大众”则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称谓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大众化”的创作也就要围绕着“大众”来展开,但实际情况是“大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拥有最强大的原始资源,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将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艺术或者文学形式。而只有知识分子才拥有转化和改造的力量,在资源的转移和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流失、变形,而且掺杂着改造者的许多一厢情愿的逻辑。戏剧创们绞尽脑汁进行创作,既要反映自己所不熟悉的工农生活与斗争,又要以之为武器引导

7、和鼓动被认为是最先进但却是在经济文化上极端落后,政治觉悟也并不高的“大众”,功利性与审美性显然难以达到统一,个体让位于集体、审美让位于功利,创作上的艺术性的流失也就成为了尚可理解的共性。对戏剧“大众化”所作出的诸多努力却没有能完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戏剧创们从预设的情境出发,试图以言传身教来感化和改造“大众”却并未能完全获得“大众”的认可,集体理念的充斥和个人情感趣味的缺乏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致命伤”。  所以,在反思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时,我们理应看到,在以政治为考量标准的戏剧“大众化”过程中,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群众的关注和支持,创只能“委曲求全

8、”,在创作中抛弃“自我”,尽可能地关照最广大的“大众”,对工农大众无条件地认同,做“大众”的代言人。文学的大众化渐渐变为文学的无产阶级化、普罗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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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翼戏剧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再思考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文艺大众化”思潮的高潮之一,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的戏剧也从理论、创作、演出等各个方面实践着“文艺大众化”思潮。在充分肯定左翼戏剧“大众化”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看到左翼戏剧在“文艺大众化实践”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左翼戏剧“文艺大众化”政治文学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themasses)一词本身就具有正反两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用来表达‘多头群众’(many

2、heads)或是‘乌合之众’(mob),指的是低下的、无知的与不稳定的。而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一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被当成一个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二十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高潮。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明确提出“大众”不是“全民”,是新兴阶级的大众。1931年11月“文学的大众化”在“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被明确提出。大众文艺的形式体裁问题成了当时讨论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用新的内容注入旧的形式或者用新的描写方法改造旧形式;二是根

3、据大众的文化水平运用其所爱好的体裁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主张新的文艺应该有新的形式。  这种思潮也强烈地冲击到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戏剧,不仅表现在戏剧理论的探讨和演剧的大众化实践,对剧本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中国第一个左翼剧团“艺术剧社”在上海成立,倡导“普罗列塔利亚演剧”并开展了实际的演出活动。随后,以田汉为代表的上海戏剧界人士纷纷转向,投入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阵线。1930年上半年,艺术剧社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将《爱与死的角逐》、《梁上君子》等西方左翼戏剧介绍到中国。由于左翼戏剧运动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是武器

4、的艺术、斗争的艺术,因此这一时期左翼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大都以工人、农民为主人公,着重表现他们的革命斗争,及时、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重大政治事件。如冯乃超、袭冰庐写的反映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独幕剧《阿珍》,适夷创作的表现人民抗日反帝斗争的《S.O.S》,等等。左翼戏剧的演出体制同样体现了它的“群众性”和“集体性”:“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取本联盟独立表演,辅助工友表演,或本联盟与工友联合表演三种方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2]  三十年代前期的左翼戏剧大众化运动主要在戏剧题材、结构的与时俱进,以及对于国外戏剧和传统戏剧戏曲的借鉴传承上取得

5、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样也遭遇了挫折。“大众化”要求从剧本内容、演出形式上尽可能地贴近大众,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受众,很多戏剧都必须在流动的舞台上演出,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的演出形式与剧本创作,大多数演出的剧目都是独幕剧,富有戏剧性的剧本的缺乏,演出艺术的乏善可陈,使得戏剧演出屡屡沦为在舞台上喊口号然后带动观众一同喊起口号的表演,这些看似成功的“政治宣传”效果实际上与娱乐并无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街头游行罢了。过度看重戏剧的宣传效果而忽视了艺术技巧,一方面确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要求,但其实也是“大众化”的先天缺陷所致:当“民众”逐渐转化为

6、“大众”,戏剧创和观众的阶级划分也悄然生成,创被要求成为一个集体,个性被共性所淹没,人物成为群像的展示,成为符号。而作为观众的“大众”则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称谓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大众化”的创作也就要围绕着“大众”来展开,但实际情况是“大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拥有最强大的原始资源,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将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艺术或者文学形式。而只有知识分子才拥有转化和改造的力量,在资源的转移和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流失、变形,而且掺杂着改造者的许多一厢情愿的逻辑。戏剧创们绞尽脑汁进行创作,既要反映自己所不熟悉的工农生活与斗争,又要以之为武器引导

7、和鼓动被认为是最先进但却是在经济文化上极端落后,政治觉悟也并不高的“大众”,功利性与审美性显然难以达到统一,个体让位于集体、审美让位于功利,创作上的艺术性的流失也就成为了尚可理解的共性。对戏剧“大众化”所作出的诸多努力却没有能完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戏剧创们从预设的情境出发,试图以言传身教来感化和改造“大众”却并未能完全获得“大众”的认可,集体理念的充斥和个人情感趣味的缺乏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致命伤”。  所以,在反思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时,我们理应看到,在以政治为考量标准的戏剧“大众化”过程中,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群众的关注和支持,创只能“委曲求全

8、”,在创作中抛弃“自我”,尽可能地关照最广大的“大众”,对工农大众无条件地认同,做“大众”的代言人。文学的大众化渐渐变为文学的无产阶级化、普罗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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