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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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华罗庚先生说过：“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手指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镇，我非常高兴到这里向诸位请教。我的报告分如下四部分：（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研究近代中国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后，有人写书评一针见血指出与众不同的新见于观察的基本点不同。在这部书中，我观察问题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曲折的过程；应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哪里？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要以现代化为纲来研究近代中国，包括

2、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中国。近代中国本来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但是，过去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五年前说过：中国近代史学界原来是一论独霸，到九十年代才慢慢变为三派鼎立。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太平天国不是一个革命，任何意义上它都不

3、是一个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它只不过是历史上冀图实现王朝更替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继续。任何冷静的研究者都会承认，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给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效果看是非常反动的。再看看义和团，它是极其错误的排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辛亥革命怎么样？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这是过来人对史学界的严重批评。照我的看法，辛亥革命正确的地方是继续推进晚清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除了这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推翻了一个皇帝，把三纲里面最重要的一纲打掉

4、了，对推动思想解放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其实，行内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研究，很早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两大派。义和团运动，我相信中青年学者里面恐怕很少人愿意颂扬。于是，即使你肯定辛亥革命，但除掉两个，作为一个纲领就树立不起来了。过去很多人都讲了三大革命为纲的观点，那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慢慢地，很多忠实于自己学术的学者，摆脱了这个教条的束缚。继续固守这一理论框架的，有的也开始努力研究实际情况。还有一派是什么呢？是为学术而学术。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流派，这是学者忠实于学术的应有的追求。做历史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对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史料。掌握了很多新史料，你可以在某一

5、些方面，将某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或当时社会状况等各方面详细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功绩。但是一般来讲，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理论在支撑你，有一定的历史观在支撑你。差别仅在自觉还是不自觉。假如你不在掌握史料上下功夫，提出所谓新观点，没有充分的史料来支撑，偶有所感写点文章，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未尝不可，但没有达到学术的层次；弄得过分，信口开河，那就贻笑大方了。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史学的基础，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的人们，没有史料他不敢随便写东西，说话要有根有据啊。这是个好习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关怀社会，超越专业说话，即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

6、色。目前这类人太少了。不过，超越专业不等于说话可以不要根据。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胆识。所谓胆是社会责任感和锐利的眼光。识主要是知识，包括有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社会见识。这些就是根据。有的文人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好像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结果越说越糊涂。例如，目前我们国家里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流派，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评论往往漏洞百出。究其原因与他们知识不足而又好走极端息息相关。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障碍，这个障碍只能通过革命来扫除。以现代化为纲，它的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

7、点，就是中世纪社会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型，那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设，开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问题。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光关心史料，还要读有关的理论书，思考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现代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使你研究一个小问题，常常会误入陷阱。所以我喜欢给那些好书做义务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银行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