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艺政策与戏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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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文艺政策与戏曲的发展内容提要:元代蒙古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注重治安,与程朱理学关系密切,集中打击戏曲演唱者。延祐年间的文艺禁毁只是当时立法高峰的产物,但总体相对松弛。元代文艺政策体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对汉族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整合,影响了戏曲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是版本系统形成与创作中心南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蒙古 文艺政策 元代戏曲    对于评价元代蒙古统治者的文艺政策及其对戏曲的影响,学界颇有争议。青木正儿认为:“连出师都以女乐相随,这样嗜好音乐的蒙古王……他们在暗地里奖励院本,改善院本,大概是自然的事。”阿英更加肯定元杂剧繁荣的“一个有利条件

2、,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支持”。但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中说元统治者是“杂剧艺术生命的摧残者”。徐扶明也认为元统治者“制定了种种严酷的法令,压制迫害戏曲艺人”,严重摧残元杂剧。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前者忽视了元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毁戏曲的历史事实,后者过于拘泥对禁毁法令的表面解读。禁毁确实是元文艺政策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而复杂的特色,只有全面、深入的观照,才能切实把握元代文艺政策的性质及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元代文艺禁毁政策的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  与后世统治者挥舞着“伦理教化”的大棒不同,从游牧草原崛起

3、的元代统治者关注的是文艺演出的治安隐患。现存十一条元代文艺禁毁法令中有七条明确提出严禁集场唱曲,“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另有一条是“动乐饮酒,不务本业”,忽必烈为了安抚饥民,节省粮食而“申严大都酒禁”,但元人吴师道也指出:“今列肆饮坊,十室而九,糜谷作醪……斗争凌犯之讼,失业荡产之民,皆由于此。”呵见也与治安有关。对“别生事端”的防范显然是出于对公众演出带来治安问题与政治隐患的忧惧。因为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泱泱大国,人分四等的歧视政策带来的民族矛盾以及因土地严重兼并带来的阶级矛盾十分激烈,所以对汉人的防范,特别是对流民集结的高

4、度警惕让元代统治者绷紧了神经。“严重的流民问题,几乎与有元一代相始终,在大蒙古国时期,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国统一以后,流民仍然大量存在。进入14世纪以后,愈演愈烈。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进入14世纪的元武宗、仁宗朝,流民问题日益恶化,形势危如累卵。为了防止汉人集结,元代法律禁止20名以上汉人持弓箭聚众围猎,后来更是不计人数一律禁止。在江南反元激烈的地区,蒙古统治者长期实行宵禁。这就不难理解元代文艺禁毁从仁宗延裙年间开始严令禁止集场唱曲,以防汉人聚众乘机起事。    (二)元代文艺禁毁政策的成熟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  

5、仁宗延祐六年(1319)之前的文艺禁毁没有明确的量刑标准与处罚措施,如“量情断罪”,“拟合禁断”等,笼统含糊,缺乏可操作性,难以付诸司法实践。但这种不成熟的禁毁法令到了仁宗朝有了根本的改观。与蒙古贵族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而重武轻文的传统观念不同,元仁宗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拜汉族名儒李孟为王傅,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以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理学大儒从祀孔庙,下旨翻译、刊刻《大学衍义》,广赐朝臣。他还恢复科举取士,“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注解为主”。因此,元仁宗的文艺政策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戏曲

6、观的深刻影响。如程颐斥责为文者“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朱熹出任漳州时禁演戏,声名远播,后来赴任临漳,“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悉屏戢奔遁”。对元仁宗时期戏曲禁毁思想影响更大的应该是朱熹的得意门生陈淳,他在《上传寺丞论淫戏书》与《上赵寺丞论淫祀》中不仅指斥戏曲“蠹坏风俗,溷乱教化”,而且强调演戏带来“抢夺之奸”、“斗殴之忿”与“狱讼之繁”等。这为仁宗朝文艺禁毁政策的可操作性与现实针对性提供了重要启示。随着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相应加强,仁宗时期的文艺禁毁进入了成熟阶段,其特点有:  1、禁毁法令颁布频繁,密度高,强度大。元仁宗在位九年(13

7、11~1320),共颁布五道文艺禁毁法令,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占现存十一条元代文艺禁毁法令的近一半,与现存明代朝廷颁布的戏曲禁毁法令数量相当。特别是延祐六年八至九月连续三次下令禁止集场演戏,禁毁密度空前,即使在明清时期也属罕见。  2、可操作性强,将法律责任与处罚措施具体落实。如“延祐六年八月禁治集场祈赛等罪”条,对组织者是“为首者笞五十七下,从者各减一等”,唱词主角“决四十七下”,社长等人“决二十七下”,故纵者“各加一等”,禁治不严的州县正官“各决一十七下”,失察的路府正官提调“各罚俸钞一月”等,执法者可以根据上述条款对号入座。  3、强烈的现

8、实针对陛。如“延祐六年八月禁治集场祈赛等罪”条,针对元代文艺演出形态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区别对待“迎神赛社”与“主集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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