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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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制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赌博/规制内容提要: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历史痕迹几乎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赌博违背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一直被法律所禁止。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禁赌法律实践的总结与研究，指出其具有法令为辅、教化为主；法网严密、用刑苛峻；重典治吏、严惩官赌；禁而不绝、明禁实驰等显著特点，以期为我国未来禁赌立法提供借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禁赌再次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焦点之一。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行为的规制，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赌博的起源

2、与发展赌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人类社会产生初期，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已经应运而生了。5000年以前，古巴比伦文明就出现了掷骰子的赌博游戏。中国的赌博起源于一种叫做六博的古老游戏，六博又称“六簿”或“陆博”，是一种带有一定赌博性的棋类游戏。六博所用的棋子双方各为六枚，六黑六紅，又有散子六枚，故称为六博。六博的起源极早，据《说文解字》记载：“（六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簿。”乌曹是夏桀的臣子，这说明六博这种游戏早在夏朝时就被创制出来，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商周时期，六博己经成为一种君王贵族们经常玩的游戏。《

3、史记•殷本纪》曾经记载了一则有关商代帝王武乙与天神玩六博的故事：“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穆天子传》中也有一则关于周穆王与井公玩六博的资料：“天子(穆王)北入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1]这些记载都说明早在商周时期，赌博游戏便已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开始流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赌博已经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在一些诸侯国的首都，甚至赌风炽盛。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因为“甚富而实”，所以“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2](pl782)可见，除了传

4、统的六博以外，赌博的种类也曰趋丰富。在魏国的都城大梁，曾有个姓虞的富翁，在路边高楼上设乐陈酒，设置局枰，让行人上楼击博，出手相当大，“予让百金”。[3](p8)秦汉时期，赌博游戏影响更加深入。据说汉景帝为太子时就喜好六博，一次同吴王刘擤的儿子博戏时发生口角，竟提起博局砸向吴太子，发生了一场命案。从此刘濞怀恨在心，以致在景帝登基后的第三年联合楚、赵诸王举兵叛乱。景帝时期的安陵人许博昌，不仅“善陆博”，还自创了一套六博致胜棋术口诀，使“三辅儿童皆诵之”。[4](p4)汉代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以赌博为生的人，被称为“博徒”。如《后汉书•许

5、升娄传》就称“(吴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盐铁论•授时》亦言当时“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博戏原有的娱乐性质进一步蜕变为“戏而取人财”的赌博活动了。魏晋以后，赌博形式呈多样化特点。传统的六博在西晋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樗蒲、双陆、摊钱以及围棋、射箭等新兴赌种。唐代出现了骰子，到宋代宣和年间又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骨牌宣和牌。唐宋时期，不仅产生了专业赌博场所“柜坊”，还出现了专门的赌博组织以及借赌行骗的诈骗团伙。元朝的赌博种类继续发展，除传统的双陆、象棋、围棋外，球类的赌博如蹴鞠、击鞠、捶丸等新兴赌种备受青睐

6、。至正年间，还出了一本介绍捶丸球戏的赌博专著《丸经》。至明代，麻将的前身“马吊”叶子戏逐步兴起，其牌面有文钱、索子、万字、十字四门，都以钱索为其类名。至清代，各种赌法日益完善，特别是清末开放国门以后，洋赌类在中国迅速风行，如跑马、跑狗、回力球、各类彩票、有奖储蓄券、轮盘赌、扑克、吃角子老虎等。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的赌场，其中，上海的跑马场、跑狗场、回力球场不仅在全国同类赌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远东地区亦名列前茅。纵观赌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赌博源于游戏，也具有游戏的娱乐性、规则性等特征，但是游

7、戏只是赌博的外壳，赌博的实质和要害是赌取财物，因此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和刺激性。赌博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蜕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从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国家法律的规制。二、中国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制赌博与中国古代社会重义、贱利、节欲的文化传统相违背，不仅未造成社会财富的丝毫增值，反而刺激了人们的侥幸和投机心理，增加了社会财富所不应有的消耗，同时导致了社会秩序紊乱并引发了其他犯罪案件，因而一直是历代法律所打击的重点。最早见诸史籍的禁赌法律是由战国时期魏国丞相李悝制定的《法经》。李悝禁赌规定于《杂法》的六禁之中，即嬉禁。据《法经》

8、记载：“博戏，罚金三币。”明确规定了赌博将被处以的罚金数额。此外，“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太子赌博要被处以笞刑，如果三番两次仍不知悔改，就要废除太子的名号，重立太子。秦汉时期的律文源自《法经》，虽然现存的法律中未见禁赌的规定，但当时不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