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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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先秦儒家现代转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忧患意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

2、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思想当中。所谓忧患意识，是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已经和将要造成的困苦，而怀有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应对和预防精神。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是因为它不同于宗教意识。宗教意识来源于对环境之不确定性的恐怖，因此把自身寄托于神明，从而消解了自身的能动性。而忧患意识是要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去应对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一种人文精神。忧患意识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既具有人文精神的共性，又针对不同的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章拟在探讨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与现代政

3、治文化的转化关系。　　一、周初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易经·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美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已经透露出人应该效法天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人文气息。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忧患的对象更多的

4、乃是人生的吉凶。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忧患，《易》教人知几。《易·系辞上》日“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下》日：“知几其神乎?君子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唯知几之人，安不忘危，可以保持安；存不忘亡，可以保持存；治不忘乱，可以保持治。故而《既济》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几”就是端倪，是预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点征兆。由于只是一点端倪，还没有发展成“势”，表明力量很薄弱，人力足以应对，所以圣人就在此下功夫，化解这一几，圣人的高明就在此显现，并达到神奇的境界。②而等

5、到事物发展成势，因其力量强大，难以应对或改变，只能等待时机，这时机便是“势态转变之机。易经认为阴阳是互为消长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据永久的强势地位。当事物发展由盛转衰、由强大转为弱小的时候，用人力加以推动，往往事半功倍。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的思维基础乃是古代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那么人们在“吉”中就看不到“凶”，在“凶”中更看不到“吉”忧患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将忧患意识进一步发挥的是周公。自武王伐纣、周革夏命之后，周代的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们变得更为理性。作为西周开国后的主要领导者，周

6、公对这一“革命”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天命”问题其对天命问题的思考，把忧患意识的重点从人生福祸的范畴，转向了政治统治存亡的范畴，即忧患的对象乃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殷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是由上帝和天主宰的。所以殷纣王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的劝诫，能无所顾忌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当武王伐纣节节胜利殷商连连败退之时，纣王仍满不在乎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但问题是结果周的确“革”了商的

7、“命”!摆在周公面前的便是这样的疑问：难道没有天命吗?还是天命另有其他的意义?　　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可能会怀疑天命不存在。但是，这次革命却使周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尚书·君夷》)，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天命如何改变呢?一方面，周公在这一政权变更过程中确实没有直接看到“天命”，神明、上帝并没有显灵，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民众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民众造就和推动了“天命”的转化。天命是通过民众执行的，从

8、民情可见天命。这便是周公得出的结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另一方面，天命的转变也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很大关系。商纣王骄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尚书·酒诰》)。相反，作为周统治者的文王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