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经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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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子的经济伦理学孟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仁政”“王道”在战国时代即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后人也往往从义利不可兼得的意义上片面强调孟子“重义”的一面。但实际上孟子的伦理政治思想并非只是迂阔的空谈,而是很具体地贯穿渗透在他的一些涉及民生利益问题的现实经济主张之中，具有经济伦理学意义。虽然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新兴的，但是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家曾就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中应该贯彻的伦理道德精神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见解。先秦诸子学

2、说中就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就很突出。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对孟子乃至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大多过于强调孟子“重义轻利”的一面，忽视了孟子对经济活动中利益问题的一些精辟见解。可以说经济学就是计较“利”的学问，如果完全不计较“利”，那就跟经济无关，也跟经济伦理无关。而如何看待“利”与“义”的关系’以及“利”本身所具有的伦理价值，正是经济伦理学要解决问题。仔细阅读《孟子》文本可以发现,其实孟子并没有忽视利益这个驱动力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他的义利之辨和仁政主

3、张恰恰是要依据仁义的价值观来对“利”做出合理的安排，因而具有重要的经济伦理学价值。孟子关于经济伦理的一些观点，即使放在当今中国现实社会背景下来看，也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对孟子经济伦理观中的几个小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作为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并以就教于方家。一、让利于民,先利后教论者在论述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时，大多首先涉及到孟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因为义利关系问题，的确是经济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孟子从不讲

4、利，只是空谈“仁义”。但认为孟子只谈“仁义”不谈“利”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其实孟子并非不讲“利”，他的“义利”论就是强调统治者和上层既得利益者要让利与民，不可与民争利，因为普通民众的“利”，其实也就是最大的“义”。孟子讲“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其言说对象主要是各国君主和上层贵族，而并非针对普通民众进行说教。他想要强调的是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在处理内政外交等事务时，不要只从是否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问题，而要把仁义的价值观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仁义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就包括以民为本、与民同乐、重视民生、不与民争利

5、。孟子讲“上下交征利”的危害，虽然也顺带提到“士庶人”，但重点还是针对那些“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的既得利益者，谴责他们“不夺不餍”的贪婪（《梁惠王上》）。孟子所面对并试图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是统治者和上层既得利益者“率兽而食人”，肆无忌惮地侵夺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孟子则认为必须给予满足和保护。实际上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最大关切,就是要保障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通过落实具体政策，调整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分配，让下层民众得到更多的利。孟子与诸侯国君谈论的“仁政”，关键

6、的一条，就是要求把当时各国过高的税赋比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夏、商、周田亩制度虽有不同，但民众需要为“公”承担的负担,最高不超过十分之一。而这个比率当时很多诸侯国都做不到。《论语•颜渊》就已记载，鲁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意思等于是说，我按百分之二十征赋税，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百分之十的税率呢？《孟子•滕文公下》也记载，宋国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表示，“什一”的低税率现在做不到,税只能逐渐减轻。而孟子坚持认为“什一”

7、的税率最合适,要求统治者一定要做到，并且以“日攘其邻之鸡”的寓言，讥讽戴盈之明知应该实行“什一”之税，却还要讨价还价,拖延其实施，舍不得让利于民。很明显,孟子是在为广大民众争取利益。当然，孟子也并非认为税率越低越好。他在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白圭提出二十分之一的税制，却遭到孟子的否定，斥之为“絡道”，也即夷狄之道。孟子显然已经认识到，税率高低要跟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而在当时,孟子坚持认为“什一”是最合适的税率,低于这个税率就是“大貉小貉”，高于这个税率就是“大桀小桀”(《告

8、子下》）。可见孟子很清楚税率这个利益杠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必须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比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在《滕文公上》，孟子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这就是说:要实行仁政，首先应从土地确权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经界不正，“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侵夺民众的利益！可见“仁政”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它是跟经济利益、土地制度、分田制禄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