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身于世界” 的中国古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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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挺身于世界”的中国古代哲学当德里达在餐桌上随意提到“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时，®他似乎没有想到，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当前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一种代表性看法；当冯友兰提出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只有“实质的系统”而没有“形式的系统”时，②这一说法此后被千百次地重复，似乎成为标示中国没有真正“哲学”的不刊之论；当新时期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讨论迅速成为有关中国哲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③然而，《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书展现给读者的时候，人们会蓦然发现一种久违了的“原生态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发现一种对中国传统哲学之现代化阐释的崭新路径，

2、发现一种既迥异于西方传统意识哲学、又有别于被当今学者不经意间“西化”、“意识化”了的“中国哲学”的另外一副“中国式”、“身体化”的“挺身于世界”的面孔。捧书细读、掩卷而思，当我们凝视并对话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面孔时，有三个问题似乎不仅是要回答的，也是读者所要询问并深入了解的，这就是：其一，在众说纷纭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今天，“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其二，康德式的究问“何以可能”也同样适用于此，也就是说“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其三，正如杜威所倡导的那样，任何一种哲学都要有问题感、时代感和现实感，所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

3、古代哲学对我们的当代启示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以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一种“系谱学”的方式、一种“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的态度，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美丽画卷。一、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从“我思故我在”到“即身而道在”之所以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就是想找出一种展现中国哲学自身气质而又具有现代生命活力、可以走向世界的元素。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述，其如是作，不仅是因为身上流淌着不可稀释的“中国血液”、学术骨子里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更因为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清醒的

4、触认与担忧。在眼中，中国传统哲学绝非一种“原教旨化”的传统，而是一种今人与古人“视域交融”、“文化对话”的产物。而“对话”的焦点，不是抽象化、独白化、静止化的“意识”，而是具体化、对话式、流动化的“能近取譬”的“身体”，走出现代性危机的依凭，也不可能是“意识哲学”范式，而只可能是“身体哲学”范式。尽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意识哲学”为开创西方现代哲学功不可没，但敏锐地体悟到，以“意识”为其阿基米德点的西方传统意识哲学已经日渐式微，当代哲学已经由追求“形而上”、指向“思辨世界”、体现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现代主义转向追求“形而下”、指向“生活世界”、体现为一种“身体哲

5、学”的后现代主义，而以“身体”为其言说基点的后意识哲学范式则逐步浮出水面，这种崭新的范式为批判和祛除“现代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唯消费主义、唯进步主义、唯发展主义等等虚妄，为纠拨和捩转“意识哲学”隐“身”扬“心”、尊“识”蔽“体”、重“知”废“行”的诸种偏狭，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可行的希望之径。不惟如此，同时还敏锐地看到，时至今日，诸多中国哲学研究仍难脱出西方意识哲学窠臼，仍难免沦为业已衰敝的西方意识哲学的复制品，更不用说独领风骚引领当代世界哲学的最新潮流问题了。究其原委，不能不说那种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里，惟现代主义马首是瞻、对现代主义膜拜顶礼，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意

6、识哲学来匡范中国传统哲学，以期恢复中国哲学合法性地位的做法既失之偏颇、又脱离中国的现实语境而显得南辕北辙、力不从心了。事实上，指出，我们要想真正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原初本真地理解、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现代化阐释，就必须找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自身特点”。这个自身特点，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意识”，而是中国古人王夫之所谓“即身而道在”式的“身体”或者说“身体性”。这种“身体性”，既是中国古人一切哲学意味的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一种迥异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系统的真正核心；这种身体哲学，既是对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实还原，也是以一种崭新的“准后现代”的

7、气质，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后意识范式异曲同工地为人类新的时代精神共同演奏出一曲美妙而和谐的乐章。二、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从“思本主义”到“身本主义”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以一种颇为迥异于西方意识哲学“思本主义”而真正体现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身本主义”的方式，从“立论陈述”、“理论拓展”、“个案阐扬”三个维度向我们展示了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同时也展示了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系谱性、超越性和具体性。就身体哲学的基本立论点而言，所谓“身本主义”哲学中的身体，不是常识意义上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