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甸救国”到“人类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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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基甸救国”到“人类再造”侯仁之先生今年一百零一岁，自九十五岁开始，常住医院。　　去探望侯仁之的人都会发现，在医院床上，侯仁之的身侧，摆放着一张母亲的大幅照片。其实，母亲在侯仁之十多岁时便已去世，母亲陪伴侯仁之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母亲的深情，流连至今。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来自母亲刘毓兰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令侯仁之终生难忘。在侯仁之的记忆中，母亲的两件事最为特别。　　一件是，她把庭院中两条砖砌的甬道比作两条铁路，一条是津浦线，一条是京汉线，要侯仁之和弟弟硕之各自负责清扫一条，看谁做得最好。这项活动不但诱发了孩子们进行劳动竞赛的兴趣，其中也隐含着对责任心与建设精神的培养

2、。　　侯仁之常常回忆的另一件事是：“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对我说：‘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来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了，妈妈没有看到这一天。”对侯仁之来说，做一名教师，也是在实现母亲的遗愿。侯仁之先生从教一生，并成为大家名师，此时百岁回首，不能不涌起对母恩的怀念与报答。　　侯仁之先生对于母亲的深切缅怀，也令我们再次关注先生的早年生活。细想先生的早年，却又有新的感触；先生与基督教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先生早年生活的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是英国伦敦传教会设在中国内地的中心之一，建有基督教会教堂一座、医院两处。教会

3、还创办男女学校各一处，其中的男子中学叫“抡才学校”，侯仁之的父亲侯天成（字佑忱）就在这所学校教书。侯天成青年时曾就读于河北通州潞河书院（一八六七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毕业后将家从山东恩县搬到了肖张镇。　　侯仁之出生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家庭，又长期在教会学校中学习，基督教文化对于青年侯仁之有深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不必回避。　　侯仁之清楚地记得，母亲为孩子们准备了不少课外读物，特别是订阅了一种叫作《福幼报》的儿童刊物。许多课外读物以及《福幼报》都是由上海的“广学会”出版的，那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出版机构。除了这些读物，母亲还常常讲一些《圣经》里的故事。可以说，基督

4、教文化，是侯仁之人生当中最早的、最重要的一种知识资源，他早期的许多人生理念、道德情感、思想表述，都离不开基督教的精神气质与词汇概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的《基甸救国》的写作。　　在母亲的教诲下，侯仁之从小便勤于写作，从书信开始，用笔不辍。初中毕业时，母亲不幸去世，侯仁之按捺不住悲伤的情感，写出了剧本《基甸救国》。基甸救国本是一段有名的《圣经》故事，最初是听母亲讲述的。这段少年英雄故事显然在侯仁之心中扎了根，当他自己情绪涌动，急于抒发时，便采用了这份情感与道德的“材料”。基甸救国故事颂扬了救国的勇气和责任，而这种勇气与责任又与对母亲的感情相联系。这里我们看到侯仁之所感受的母爱

5、的内涵。　　侯仁之读书的德州博文中学、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通县潞河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后来上大学，来到燕京大学，仍然是教会学校。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对于教会组织的活动依然是常常参加的。据吴荔明（梁启超外孙女）老师回忆，她年幼时生活在燕园，觉得主日学的活动好玩，便经常去。在她的印象里，每次在那里都会见到侯仁之。　　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项教会活动形式，叫团契。团契是燕京大学以基督教徒为核心的一个团体，教职员学生自由参加，而以学生为多，为的是便于向学生宣传基督教。“朝会”是每周拿出四天的上午，在第一堂课与第二堂课之间，举行一个为时很短的小会，由参加团契的师生轮流发言。对于团契的

6、活动，侯仁之也是时常参加的。　　一九三七年秋天，作为研究生的侯仁之根据自己在团契“朝会”上的发言写成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那是当时担任团契主席的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向侯仁之的约稿。这本小册子印出后，便在师生中流传。转过年来的一天，侯仁之在校园里遇到校长司徒雷登，他对侯仁之说，他看到了这本小册子，以为很好。据侯先生自己回忆，当时他的思想兴奋点是受了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影响主要来自两本书，《世界史纲》与《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其中《世界史纲》一书，从人类大同和世界进步的角度讲述整个人类文明史，坚信世界固有通塞，而必在进步中。对侯仁

7、之先生今年一百零一岁，自九十五岁开始，常住医院。　　去探望侯仁之的人都会发现，在医院床上，侯仁之的身侧，摆放着一张母亲的大幅照片。其实，母亲在侯仁之十多岁时便已去世，母亲陪伴侯仁之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母亲的深情，流连至今。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来自母亲刘毓兰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令侯仁之终生难忘。在侯仁之的记忆中，母亲的两件事最为特别。　　一件是，她把庭院中两条砖砌的甬道比作两条铁路，一条是津浦线，一条是京汉线，要侯仁之和弟弟硕之各自负责清扫一条，看谁做得最好。这项活动不但诱发了孩子们进行劳动竞赛的兴趣，其中也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