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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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曹峰来源：《社会科学》(沪)2012年11期　　　　【英文标题】PreliminaryDiscussionontheRelationbetweenUnearthReferencesandMethodologyofHistoryofIdeas　　【作者简介】曹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

2、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UnearthedReference/HistoryofIdeas/Evolutionism/Positivism　　简帛研

3、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

4、，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

5、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

6、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画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

7、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①。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

8、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