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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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摘要：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

2、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B21；K09：A：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

3、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

4、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

5、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

6、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

7、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摘要：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

8、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