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合作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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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社合作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为此，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直深受关注。从实践来看，当前基层社会管理不乏创新之举，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创新的推动下作出了有益探索。客观而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胆识，更需要切实有效的平台。没有有效的平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难以萌生和发展，更难以持久。江苏太仓通过打通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互动渠道，建立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平台，有力提升了社会管理绩效。其实践证明，构建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互动机制（政社合作)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一、基

2、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嬗变尽管目前人们对社会管理的定义远未形成一致看法,但无论从何种视角来阐释社会管理的涵义,都离不开对其基本任务的关照。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限定了社会管理的范围和目标取向，乃至设定了社会管理的基本框架和运作逻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立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更具合理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在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管理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实现和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二是把多元化的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构化。后者是以前者为前提的，前者的实现则以后者为条件”。因此，同时关照社会管理的基本

3、任务和基本内容,再参照治理理论的框架，来界定中国的社会管理或许更具现实意义。基于此，社会管理可以看做是，基于谋求社会权利保障的目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其中并努力发挥自治或调控的有效作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进而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过程。相应的，基层社会管理，就是社区成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围绕权利维护和秩序构建等议题，通过互动合作和自治互助，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服务的过程。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国家在基层的社会管理方式主要是县政

4、乡治模式。正所谓皇权不下县。随后，经过中华民国的政权下乡建设，国家政权开始进入乡土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大二公、党政不分和全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政权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然而，这种体制由于既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也不利于政治发展和民主国家的建构，它在80年代最终寿终正寝，为乡政村治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所取代。然而，囿于国家本位主义的由来已久和基层自治能力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事权财权不对称的基层财税体制和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双重驱动下，基层社会管理日渐沦陷成汲取式管理：地方政府出于理性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只愿意收取收

5、益，却不愿意承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任务。日益加重的负担和贫瘠的公共服务，带来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和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困局，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权威与认同。为应对这种艰难局势，国家果断地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新世纪之初，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被取消。伴随农业财政时代的结束，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开始付诸实施。各种惠农利民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一系列以下乡为由的服务资源频频注入基层。与此同时,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与日倶增，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管理不断提出新要求、作出新导向。在这些因

6、素的共同作用下，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开始由汲取式管理向服务式管理悄然转变。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要求。在服务式管理模式下，政府架起了与服务对象——群众之间的桥梁，其不再仅限于履行行政事务的管理职能,而是要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在服务中实现政府职能的履行和提升。从总体上看，这种管理是为了保障基层社会事务都能得到管理而且能得到很好管理的治理模式。与单一、直线性的汲取式管理模式不同，“服务式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供给者与承受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之上，否则服务资源无从下达、无从承接，服务管理绩效也无从

7、体现、无法评价。基于此，政社互动合作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嬗变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二、政社互动合作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江苏太仓的探索太仓是苏州所辖的一个县级市，文化底蕴丰厚，工业发展迅速，经济增速位居苏州市域第一位。2010年，其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四位。截至2011年底，太仓总面积620平方千米，下辖6个镇和1个街道。全市常住人口94.7万,市区常住人口35万。其地理位置优越,东北濒长江，与崇明岛隔江相望,东南临上海市宝山区、嘉定区，南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快速的经济发展，在给太仓带来诸多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烦恼。如

8、，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问题,农村拆迁引发的系列问题等。尤其是,如何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一直成为当地政府和群众关注的焦点。政府部门虽然极力强调对群众自治的大力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总是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一直把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