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下)

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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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下)五黃宗羲之所以要作《明儒學案》,一方面固然是不滿於海門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希望較爲客觀、周延地反映有明一代儒學的面貌。而另一方面,爲陽明學澄清、辯護,不能不說是黃宗羲心中非常強烈的動機與願望。這在其〈復秦燈岩書〉[1]和〈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均有明確的反映。[2]透過《明儒學案》,我們看到明代的儒學幾乎是陽明學的天下,但陽明學從産生之日起,其實一直受到居於正統地位的朱子學的批評。雖然在隆慶、萬曆年間達到鼎盛,並以陽明獲得從祀

2、而取得官方正統的認可,[3]但旋即開始衰落。[4]不僅在明亡之前由於其流弊叢生,已經開始受到各方面的嚴厲批評,尤其明亡之後,當時的知識份子激于亡國之痛,更是對陽明學痛加詬病。既湧現了一大批學宗朱子的學者,如陸世儀(1611─1672,字道威,號桴亭)、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稱楊園先生)、呂留良(1629─1683,一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熊賜履(1635─1709,號愚齋)、李光地(1642─1718,號安溪)、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張伯行(1651─17

3、25,字孝先,號敬庵)等人,與之相應,也出現了相當站在朱子學立場批評王學的著述,如熊賜履之《學統》、張烈(1622─1685,字武承,號孜堂)之《王學質疑》、張伯行之《性理正宗》等等。[5]明中期王學興盛時便已有兩部批判陽明學的力作,即羅欽順(1465-1547,字允升,號整庵)的《困知記》和陳建(1469─1567,號清瀾)的《學蔀通辨》,與之相較,這些著述在基本立場上皆可謂完全一致。此外,康熙皇帝在朝堂之上反復提倡並認真講習朱子學的行爲,[6]無疑也爲朱子學的再興以及對陽明學的批判意識型態化提

4、供了合法性依據。在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的時代,思想界對陽明學的討伐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境地。這一聲勢在當時的思想界幾乎無人可以阻擋,風氣所至,黃宗羲亦難免不爲其所裹協。因此,黃宗羲雖欲還陽明學之清白,但《明儒學案》中伸張陽明學的方式,已經要從肯定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出發,以當時對陽明學的基本批評爲前提了。在爲陽明學辯護的代表性文字之一〈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黃宗羲首先要說「以程朱爲正統,是矣」,[7]便是明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論及《明儒學案》時所謂:「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

5、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8]固然有清代朱子學的門戶因素,但也恰恰從側面反映出黃宗羲面對批判陽明學的風潮,已經無法採取正面積極回應的辯護方式了。另外,當時代表官方意識型態的明史館在擬修《明史》〈道學傳〉時,站在朱子學的立場提出了批評陽明學的四條綱領: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二、批判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稱白沙先生)、王陽明、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號甘泉)等人思想宗旨不合于程朱;三、批判浙東學派之流弊;四、

6、認爲學術多元流弊甚大,宜總歸程朱一脈。[9]對此,黃宗羲便作〈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分別予以回應,其中,在承認「以程朱爲正統,是矣」的前提下,尤其爲浙東學派進行了辯護: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自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高攀龍)雲:薛文清(薛瑄)、呂涇野(呂柟)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殆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

7、其衣被之功,徒離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10]相對而言,在回應史館的四點中,黃宗羲爲浙東學派所做的辯解是最強勢的。由此可見,在當時尊朱黜王的大勢下,至少就黃宗羲的感受來說,浙東學派是首當其衝的。明清之際,無論是內在批判還是外在攻擊,自始至終,對陽明學的種種批評都有一個基本的焦點與核心,那便是認爲它與禪宗難脫干系。儒學內聖方面的脫略功夫與外王方面的不切實用,幾乎都可以歸結爲夾雜禪學的究心虛寂。這在黃宗羲的時代尤其如此。而黃宗羲在諸多王門學案中最推崇的是「江右王門」而非「浙中王門」,所謂「姚江之學,惟

8、江右得其傳。……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案:此當指龍溪),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11]並且在「江右王門」中又特別表彰並非陽明親傳的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12]大概與思想界的壓力和禪學的忌諱頗有關係。[13]因此,要爲陽明學辯護,最重要的便是需要劃清它與禪宗的界線。通觀《明儒學案》,黃宗羲對那些接近禪宗儒者的批評隨處可見。對儒學與禪學的糾纏不清,黃宗羲也辨析不遺餘力而顯得大費周章。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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