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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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税收负担初探　　理论上，要对一个行业税负的轻重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须通过进行以下几方面的综合考察：一是名义税负或实际税负与其他行业的比较;二是从该行业的盈利水平和负担能力入手考察;三是与国际上同行业的税负进行比较。具体而言，与瑞士、新加坡等国相比，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的名义税负仍处于偏高水平，再加上在税前扣除项目的诸多限制，银行方面在所得税上实际承受的税收负担要远重于其名义税负。　　

2、一、我国内资银行整体所得税负状况概述　　总的来说，我国内资银行在所得税方面直接或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所得税的税率水平偏高　　就内资银行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来说，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大体处于居中的位置，但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偏高水平。具体而言，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的名义税率虽然略低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法国的为%，英国的为28%);但是已经持平或高于越南(25%)、韩国(%)、俄罗斯(20%)、波兰(19%)、智利(17%)等经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也持平或高于奥地利(25%)、瑞士(%)、捷克(2

3、0%)、新加坡(18%)和爱尔兰(12，5%)等经济发达国家。　　再加上我国银行业税制目前仍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同样水平的所得税税率会给内资银行带来更重的综合税收负担，故若迟迟不降低相应的所得税税率，最后必然会导致我国内资银行因实际税负过重而缺乏竞争力。　　(二)呆账准备金设置不合理　　例如，在商业银行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与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目前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内资银行方面认为，这种出入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到其利润核算，而且也有违一般的国际惯例和公平税负

4、的原则。具体而言，这种只对按资产余额1%计提的呆账准备金给予税前扣除，1%之外的专项准备部分只有在核销时，才能税前列支，而且在呆账核销前，必须调增纳税的规定无疑会加重内资银行的实际税负，并进一步影响其稳健经营。因为一方面，允许内资银行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金比例太低，将直接导致其计提动力不足，进而使得其整体拨备水平滞后于行业实际风险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监管和问责的日益严格，我国内资银行纷纷加大了各项准备金的计提力度，但其所计提的准备金大部分都得不到税收减免，而且其资产负债表还会因此多增加一项(即无息资产占用～递延所得税借项)。虽然部分呆账

5、准备可以在未来通过核销达到税前抵扣的目的，但由于历时过长，故仍会产生增加内资银行资金占用、影响其发展后劲的不利后果。　　(三)计税依据确定方式不当　　例如，按当前税制的规定，在对内资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工具未实现利得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应依据权责发生制的基本原则来确认损益，并据此对其未实现损益征税，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所得税是以收入实现原则为基础的，而金融衍生工具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收益的不确定性，故这种做法不仅会给对内资银行的财务状况及资金流动造成负面影响，还会进而挫伤其开发和应用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的积极性，更不利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总的来说，

6、目前内资银行金融衍生工具业务最大的计税难点应是相关税制要素的界定。　　一方面是具体税目仍难以细化。金融衍生工具不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其相关的银行业务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其外延、变化其种类及相应的特性。但这样显然会给细化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的具体征税税目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另一方面是计税依据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对称，掌握不同程度信息量的参与者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上的交易程度、交易频率、交易费用和所获收益也不尽相同，且其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连金融专家也感到深不可测。因此，在税法上很难对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的流转额和所得额等计税依据进行统一的

7、设定。而且，如果又是跨境交易的话，在两宗主国之间划分收益的来源和份额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参与者虚假纳税申报，税务部门也无法对其计税依据进行有效的核定。　　(四)应税收入结构不够完备　　我国内资银行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包括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一般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作实际课征，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包括：　　首先是国债利息收入的征免政策存在不少漏洞。一方面，未能实行国债净价交易的城乡信用社等内资银行在中途卖出国债取得的收入中，虽包含了国家应计付的国债利息，但按规定却不能

8、享受免征所得税的待遇，这不仅将增加上述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不利于调动其通过参与国债交易以盘活资金，进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国